毛泽东在和周小舟、周惠、李锐的谈话中明明告诫他们，你们不要学蒋干盗书，可周惠偏偏耐不住寂寞，第二天一早就拉着周小舟说：

“小舟啊，你去找老总谈谈怎么样？把主席昨天跟咱们谈话的内容跟他讲讲。彭老总是敢讲话的人。”

“对！”周小舟眼睛一亮，说：“老总讲话比我们分量重，有影响。”

周惠进一步分析说：

“华南、中南、西南3个组多谈还是有压力，但主席还是愿意听人谈缺点的。你动员老总去跟主席谈谈，趁热打铁，那些‘促进派’也就不好再护短了。”

“你这个主意好！”

周小舟激动起来便坐不住，他和周惠、李锐当即去找彭德怀，将昨天晚上毛泽东如何如何说，还有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么“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绘声绘色地鼓动了一番，只听得彭德怀心潮难平。彭德怀本来就认为毛泽东和多数人对“左”倾错误认识不够，现在听周小舟如此这般一说，救民于水火舍我其谁的干云豪气直冲脑门。但他自知与毛泽东历来有些疙瘩，与眼前这些毛泽东信任的“才子”自是有些不同，便说：

“哎，我这个臭脾气，怕同他谈不好呀？再说，有些意见还没有想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都没谈，一下子去跟他谈，莫谈出毛病来。我看，还是写封信吧？”

“嗯，写信也好。”周小舟继续鼓励他：“那就把你那些发言整理一下，我看就很好了。”

“我的发言，有些简报上也没登。”

“哎，简报不登，写到信里主席不就看到了？”

“行，我就写封信。”彭德怀难得一笑：“你当了我的参谋哟。”

俗话说，说话容易做事难。彭德怀这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一旦提起笔杆，才知道笔杆子不如枪杆子好使。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写信何如说着爽快。他决定去找毛泽东谈谈。

彭德怀本来是知道毛泽东有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的，可他却耐不住性子，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正在值班的卫士田云玉曾在彭德怀身边工作过，见彭德怀来了，他就非常客气地说：

“彭总，主席睡觉了。”

这是彭德怀第1次被挡驾。他默然片刻，扭头走了。

7月13日清晨5时，毛泽东给杨尚昆写了一封短信，他写道：

尚昆同志：

5人起草小组，建议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同志，成为11人小组，先议两天，7月13、14即今明两天议事。14日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1份。15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16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文件名曰‘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5000字。

此信收到后，今天上午立即开会动手实行。请少奇、恩来二同志到会，看此信，请他们二人加以考虑，是否同意。如果同意的话，立即施行。

毛泽东 7月13日上午5时

7月13日上午，彭德怀又去找毛泽东谈他的意见，毛泽东刚睡下，又未谈成。这是他第2次被挡驾。彭德怀已经失去了耐心，当晚就动手给毛泽东写信。

7月14日，胡乔木等人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将写出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印发给与会者讨论。

《记录》中写道：产生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部分是由于思想方法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对于客观经济规律的意义估计和认识不足，没有完整地有计划地执行总路线。对1958年以前我国建设的经验和苏联建设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

《记录》中还强调说：在肯定成绩之后，对工作中的缺点必须加以充分的重视，不要怕说缺点。必须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应通过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

《记录》又提出1960年的发展速度，要适当放慢工农业的发展，应在做好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稳步跃进。

7月14日，毛泽东起床后看到了彭德怀叫参谋王承光在这天早晨送来的一封信。

这封信就是彭德怀从13日夜到14日凌晨写成的改变了他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改变了庐山会议进程的著名的《意见书》。他让王承光抄写后，将信送给毛泽东。王承光从毛泽东处回来，彭德怀问：

“送到了？”

王承光说，送到毛泽东的秘书手里了。彭德怀说：

“好，好，送到了就好。这封信可不能掉了。”

他又将自己起草的原信提纲，让王承光送给张闻天征求意见。王承光回来了，彭德怀急切地问：

“给闻天同志看过了吗？”

王承光说：

“张闻天同志叫我给他念了一遍。他说：讲得很全面，你告诉彭总。”

彭德怀“噢”了一声，说：

“好，那就好。”

彭德怀在《意见书》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呢？他写的是：

“在小组会上，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我这个人简单，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

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接着就着重讲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他认为：“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是“有失有得的”，他还写道：

“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就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戚本禹回忆录》中曾分析说：“彭德怀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提法，实际是把目标指向刘少奇。这是有充分道理的。首先，彭德怀在《意见书》里引用了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讲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其次，他后来责怪毛主席不该把这封信印发会议，同样也能说明问题。他说他是跟毛主席做私下谈话。是私下谈话，他就不会说毛主席本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必然是另有所指，而他既然引用刘少奇的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那就是指刘少奇了。第三，彭德怀是元帅，是很有策略的人，他要是把矛头指向主席，就不会写那封信了。第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说‘刘少奇是极左的。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了’。这也能证明他当时就是针对刘少奇的。总之，彭德怀觉得刘少奇搞的浮夸风是严重的路线问题，他用‘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个党内人人都懂的说法，实际是希望中央换掉刘少奇，让他自己或者其他什么人上去来纠正刘少奇的错误。”

毛泽东看了彭德怀的信，则苦笑着对正在给他添茶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

“彭德怀送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

他拿起一支香烟，插入烟嘴。李银桥替他划着火柴，点燃了香烟。他又说：

“王任重、陶铸、柯庆施送的材料积极。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是敢讲真话的。”

这天傍晚，毛泽东在散步时，一位负责人知道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信，就对毛泽东说：

“彭德怀解散中南海军乐团时，说这是搞特殊化。主席建议从各个专区选一名战士到一中队，搞五湖四海，便于了解各地情况，彭德怀也反对，也说是特殊化。”

毛泽东只“唔”了一声，笑笑，没说什么。

7月15日，周惠在中南小组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发言说：

“1个指头也罢，3个指头也罢，我看首先是把它谈透才好。”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都在这一组。周惠说到激动处，脱口冒出了一句：

“依我看，去年各省第一书记应当各打50大板。”

这种一棍扫八家的话，几位第一书记虽然是硬着头皮听下去，可心里却都在骂他是翘尾巴，得理不饶人。而且这话很快就在各组传开了，成了后来激化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惠走出会场，看到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刘建勋走在前边，便紧走几步，搂住刘建勋的肩膀，说：

“喂，建勋呐，我叫老霍给你捎个话儿，捎到了吧？”

周惠所说的老霍叫霍泛，是广西自治区常委、秘书长，与周惠是老熟人。刘建勋扭头瞥一眼周惠：

“捎什么话儿？”

“我骂你的话呀！”

“骂我什么啦？”

“我骂你又当婊子又立牌坊。你们广西搞‘两小无猜’，炼钢放卫星，《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还套了红，第一名，发文章祝贺。过一天你又发电报，向中央说是假的，空的。反正报纸也登了，没法改了。你是又出了名，又落个讲老实话，做老实人。你这不是滑头吗？”

“哎哎哎，回去说。到你那儿去。”刘建勋和周惠私交深，他拉着周惠说：“到你那儿边吃饭边说。”

周惠说：

“行啊，反正是江西省的同志招待，我陪你喝两杯。”

二人来到餐厅，服务员端上饭菜和茅台酒。刘建勋说：

“周惠啊，你也别骂我，这事是韦国清办的，当时我不在家，卫星不是我放的。我回来发现了问题，才叫给中央发电报澄清。”

周惠说：

“影响造出去了，老百姓管你是韦国清还是刘建勋？你们一个主席，一个书记，你们都是广西自治区的，我说也是说你广西。”

服务员来斟酒，周惠拿过酒瓶说：

“我们自己来吧。”

他等服务员退出后，朝刘建勋举起酒杯，说：

“哎，建勋老兄，我们说点真话。你们当第一书记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呐……”

刘建勋赶紧拦住他的话头，说：

“哎，等等，你说什么呀？我们可没那么大道行。”

周惠说：

“怎么没有？你们一把手经常到朝中议事，你们往上说啥是啥。回来更不得了，第一书记不打雷，老天爷不敢下雨。主席下来也都是找你们一把手商量。”

刘建勋反驳道：

“主席召见你比召见我勤，你还提意见。说什么别光听第一书记的，也多听听其他书记的。我看主席就没少听你的嘛。”

周惠说：

“你这是抬杠了。总体上讲，入朝议事，回省决策，还是你们第一书记，你敢说不是？你们要多说点真话，反映点实际情况么。1958年搞出那么多东西吗？又是万斤粮，又是万吨钢，骗上骗下骗自己么。”

“哎，老兄，我刘建勋人微言轻算老几呀？大码头是柯大鼻子和王任重他们。要讲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他们还有点分量。我人微言轻没分量么，讲了也压不住秤。”

“建勋啊，1958年无非3种人，一种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老老实实讲了假话。第二种是滑头，看风使舵讲了假话。第三种最坏，明知是假的还成心说谎。诺，就像我这张脸，明明有麻子，偏要擦粉充漂亮。”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已经接到通知，说是要准备下山。可是不久，他们又接到通知说，会议延期一星期左右。原因是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举行的小范围碰头会上，传阅了彭德怀的信，接受刘少奇的建议，会议延期，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

7月16日晨，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了7个字：“印发各同志参考。”

6时和7时，他还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了两封信。第1封信要求16日把与会人员打乱地区，重新分组，组长不变。他在信中说：“这么做，见闻广博得多了。可能大有益处。”信中还特意问到在东北养病的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来此参加7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第二封信要求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及若干部长和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副主任上山，参加最后1个星期的会议。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陈毅曾经向毛泽东汇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苏联武官去见陈毅，要求个别谈话，陈毅把秘书都遣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开门见山地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听了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

《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说“彭德怀的信到了主席手里，主席就不能走了。主席说，不能我一个人看，我要开会的。这个李银桥都知道的，主席一看到信，就让他把打包的书都打开了。彭德怀后来说，这个信是给主席的，你怎么能发给大家？彭德怀不懂吗？他写的是正式信，是给中央提意见，不是给主席一个人提意见的，主席就得处理，不能就这么算了，起码要给常委们看看吧？所以庐山会议继续进行。继续开会后，彭德怀实际上活动更加积极。刘少奇等一批在中央的领导人，还有各省市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是浮夸风一派的，都犯有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毛主席把信一批下去，他们都看出了钉子：如果中央接受照彭德怀的意见，那他们这些对浮夸风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就都要垮台。这就是说，彭德怀的信把事情搞复杂了，把党内两派的矛盾直接拿到了桌面上，中央以刘少奇为代表、地方以李井泉为代表的浮夸派领导人都闹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