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地搞建设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们来才行？”

话说1959年7月21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负责人举行汇报会。

此时，毛泽东已经没有一周前那种轻松了，也没有3天前决定印发《阿Q正传》时那样坦然了。在庐山会议与会者中，已经分成了两大派：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但有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刘澜涛、赵尔陆、陶鲁笳、贾拓夫、万毅，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朱德。而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起而反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除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及中央各部的一些负责人以外，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站在了彭德怀的对立面。而且双方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了。

支持彭德怀的人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毛泽东“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不像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那么得心应手”。会下还有人议论说：“举凡是犯路线错误，自己都是不能纠正的。”

反对彭德怀的人说：彭德怀是拉队伍。书记处快一半对一半了。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他在西北组发牢骚说：“延安整风操了我40天娘”。他在南京的火车上讲：“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和各大区负责人在这天晚上的汇报会上都发言说，彭德怀的问题不解决，全党无法团结一心，共度难关。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说：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地搞建设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们来才行？为了你彭德怀，我给林彪发了复员费，叫贺龙登门道歉，叫萧克做检查，还有刘伯承泪洒怀仁堂。请苏联红军来？苏联红军就听你的？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胸膛开始起伏，喘息声也逐渐变得粗重起来。又有人汇报说：

“今天总理召集开会，曾希圣、谭震林同黄克诚拍桌子大吵一通。”

“吵什么？”

“周惠说，各省第一书记应该各打50大板屁股，别人都不行，就他能当第一书记。”

毛泽东“噢”了一声，将大手一扇，说：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党内一部分材料我还没看完。”

他略一停顿，嘴角浮出带有嘲讽的浅笑，接着说道：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要顶住，顶1个月，2个月，半年，1年，3年5年，10年8年。”

有人插话说：

“打个持久战。”

毛泽东说：

“赞成。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作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劝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作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我劝同志们沉住气，继续往后看。”

毛泽东多年来从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晚上失眠了。他吃了3片安眠药，但仍然无法入睡，只好在屋里来回踱步，以待黎明。

那些批评他的人，用孔子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来咒骂他。毛泽东在不眠之夜，忍受着诅咒他断子绝孙的那种不公开的指责和折磨。

毛泽东纠正“左”的错误，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彭德怀则认为三面红旗本身有问题，应当解决指导思想问题。毛泽东把国内外阶级斗争与彭德怀的意见联系起来，认为彭德怀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党进攻，怀疑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有联系。赫鲁晓夫1958年在北京嘲笑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刚从东欧回来的彭德怀也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认为彭德怀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想在党内“出来挂帅”，要篡党夺权。

他彻夜难眠，写信给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江青，附寄了一份准备答复彭德怀的发言稿。

江青打电话给毛泽东，说她马上飞到庐山来，以便在这场斗争中和毛泽东待在一起。毛泽东说：

“不要来了，斗争太激烈了。”

江青还是来了。

7月22日，毛泽东找来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泽东的。他说：

“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

7月22日晚，毛泽东后半夜吃了安眠药，还不能入睡，便打电话找来刘少奇和周恩来。他和刘少奇、周恩来议定：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凌晨3点，刘少奇走后，毛泽东吃了3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已经几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了，管理员急了，问道：

“主席，你这几天吃不好，是不是饭做得不好？”

“不是你们的事。”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句，管理员不便再问了。值班卫士对管理员说：

“3天，整整3天不怎么吃饭。端上去了，又拿下来了，吃也只吃一点。咱不知道什么事，不但我们不知道，再往上七八个级别的也不知道。不是中央委员级的，谁也不知道，不准进去呀。”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来到交际处西餐厅，走到前台，他见政治局委员应该坐的第一排交椅上没有彭德怀，便四处张望，问：

“彭老总呢？”

李银桥望望会场，以下巴示意说：

“那边，门口。”

毛泽东终于看到了彭德怀剃了很亮的光头。他远远地坐在门那边，一脸的不悦之色。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坐了下来。他的眼圈里布满了红丝，以沉闷抑郁的声音开始讲话。他面无表情地说：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

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说：

“吃了3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3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笔者注）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作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8、9三个月，平均每天有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3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穷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3个地方3个月当中，有3个30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要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3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10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杖，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3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平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3、4月或5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

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笔者注）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15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笔者注），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一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笔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6级会议、5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1年2年，3年5年，8年10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次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4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4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4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有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

毛泽东扭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

“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

说罢，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对众人说：

“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想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1/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4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4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

接着，毛泽东就讲了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这个典故，而后说：

“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10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动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 8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炼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作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礴，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它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