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手指着谭震林说：

“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有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

他又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说：

“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3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子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

刘少奇插话说：

“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

毛泽东接着说：

“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来援助。后来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话在以前也讲过吧？”

刘少奇插话说：

“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毛泽东说：

“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

刘少奇插话：

“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第六部分“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中，曾经明确地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和农民一起去建设它”。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的毛泽东，不但熟悉这些著名论断，而且还正在努力的践行着这一理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少奇在后两次插话中的断语，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此时也顾不上理会他，只说了句“依靠农民”，便照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

“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3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10，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者注），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曾在1957年12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泽东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笔者注）？钢铁你要搞 600万吨，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夫’，‘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宣布散会后，毛泽东起身张望着会场，问：

“彭老总呢？”

李银桥说：

“走了。”

据李银桥回忆：散会后，毛泽东出门朝坡下走，身边跟着陶铸、彭真、柯庆施、罗瑞卿，还有第4小组副组长舒同。罗瑞卿朝路边的树林转过身去小便。彭德怀这时候返身走了回来，他对着毛泽东说：

“我的信是写给你个人参考的，你怎么在会上印发了？”

毛泽东愣了一下，说：

“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彭德怀扭头就走。毛泽东叫着他，招了招手说：

“哎，彭老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虎着脸，胳膊一抡，说：

“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

他的声音很大，罗瑞卿正在小便，吓得一激凌，连忙赶过来了。毛泽东脸色非常严肃，停了停说：

“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心嘛。”

彭德怀气得脸色涨红，又抡了一下胳膊，说：

“谈什么谈？你不是谈过了嘛！有什么好谈的！”

彭德怀又骂了一句走了。陶铸等人都怔住了。毛泽东被晾在那里，脸色很不好，吮了吮下嘴唇就走了，一路上再没有说话。

7月23日下午，周恩来先召集副总理们谈话，他说：

“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至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德怀气哼哼地说：

“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恩来温和地说：

“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该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德怀直通通地说：

“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月底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恩来又安慰他说：

“主席讲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德怀说：

“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绕山绕水地讲到了钢、铁、煤、粮方面的紧张形势。彭德怀立刻叫了起来：

“这些情况你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恩来说：

“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眯起两眼，盯住周恩来，说：

“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这天下午，会议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人，纷纷检讨。

7月23日黄昏，彭德怀在散步时迎面碰见聂荣臻，聂荣臻扬起一只手，招呼道：

“老彭啊，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

彭德怀瓮声瓮气地说：

“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么。”

聂荣臻劝道：

“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原则的高度，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

彭德怀说：

“现在很疲劳，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

聂荣臻说：

“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

彭德怀说：

“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唉，谁知道会出这么一档子事！”

“把秘书叫来，这种时候，一定要叫来。”

聂荣臻最后还一再叮嘱。彭德怀作别而归，后来还真的把秘书给叫来了。

7月23日晚，因会议原定延长7天已经到期，与会者们都准备下山了。毛泽东也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明天下山。

可就在此时，几位政治局常委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脾气大，怕主席死后没人能领导得了。”

几位老帅也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桀骜不驯，主席健在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还管得了他？”

于是，这些重要领导人物和大区、省委的领导人都先后来找毛泽东谈话。李银桥去倒水时听到他们讲的都是彭德怀。有人说，红军时期彭德怀就反对毛泽东。有人说，彭德怀原名叫彭得华，有野心，就是想得到中国。

毛泽东也觉得会议的目的没有达到，认识不统一就没法团结，不团结如何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决定会议继续延期。

不多时，各组就接到了正式通知，说不下山了，会议继续进行。

这天晚上，毛泽东显得很烦躁，吃了3次安眠药还不能入睡，只是躺着看书，看材料。他突然问值班卫士田云玉：

“你知道彭老总原来叫什么名字吗？”

毛泽东知道田云玉以前曾经跟着彭德怀工作过，有可能知道彭德怀的别名。田云玉见毛泽东这样问，便摇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说：

“彭老总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到中国。”

田云玉大吃一惊，不由得打了个哆嗦。毛泽东又问：

“你知道庐山会议发生什么事情了？”

田云玉仍然是摇头，毛泽东不再说话，继续看他的书。

在庐山上这个不眠之夜，支持彭德怀的人们也像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及各大区、各省委主要领导人一样忙碌着。一场惊人的风暴正悄无声息的在夜幕中慢慢地孕育着。

周惠和周小舟在房间里议论着毛泽东上午的讲话。周惠沙哑着嗓子说：

“一上山我就发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怕的就是听不进批评。现在果不其然，成了‘毒药’苦口要了命。忠言也要分个阶级性？我们这些人还能是哪个阶级？良药还是毒药，难道真分不出？”

周小舟情绪也非常激动，他说：

“我怀疑主席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是常委会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意见？自己有错误不许别人讲，就喜欢柯庆施那样一帮吹牛抬轿奉承迎合的人。”

二人正说着，李锐进来了。

李锐是在上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之后，与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一起信步到了半山亭，观摩了刻在大石上的王阳明的诗句。有人提议说，留副对联吧？李锐手执松枝正在沉吟，田家英已脱口吟道：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田家英所吟此联，乃是岳麓山上的一幅楹联，他只是将上联中的“云”字改成了“江”字。时人及后人不知底细，还以为是田家英忧国忧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因之颇为称道。其实，毛泽东早就说过，岳麓山上的这幅楹联，正是他在一师求学时的真实写照。

李锐下得半山亭，回到住处，依然是心情抑郁，憋闷了一个下午。晚上来找周小舟、周惠，自然是要一吐胸中块垒。周惠见李锐落座，遂“唉”了一声，长出一口气，又继续说道：

“多年来的顺境，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长沙我看一份材料，斯特朗曾赞扬主席超过马恩列斯，主席对此却没有表态。当时我说这不对。长江后浪赶前浪，学生超过老师也是正常的。可主席怎么能健在的时候被人这么比，这么说？何况现在真超过了吗？不能这么讲吧。我的感觉，是确实骄傲起来了。”

周小舟情绪更激烈，他说：

“照上午的讲话精神发展下去，我看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

李锐点点头说：

“苏联的教训值得深思。”

周小舟说：

“我看这样下去，非导致党的分裂不可。”

周惠说：

“17号晚上还谈得好好的，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也太快了。”

李锐说：

“从根本上讲，主席还是喜欢高指标喜欢说大话喜欢放大炮的人。当然，讲大话的人也有不同。柯庆施吹牛讲大话，还喜欢推卸责任。谭老板放大炮，但敢于负责，跟柯庆施不一样。像黄克诚这样的偏于稳重多看困难的人，主席就不喜欢。”

周惠又分析说：

“我们都是搞过群众运动的，究竟应该怎么看待群众运动？主席讲，‘1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非常积极’。实际呢？我看不能说是群众自发。主席先讲过话么，说高级社还不够大，应该更多的社合起来。甚至讲一个乡组成一个社。许多县社干部都是响应他的号召，并不是农民先提出这个要求。首先是我们去发动，然后才是农民响应。彭老总有些话很深刻，他说：‘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砸锅炼铁，好锅炼成废铁，明明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但在一定时候群众也能响应，做出这种牺牲。党的威信就是这么高。可长远呢？滥用这种威信，我担心会走向反面哟。”

李锐也说：

“明明讲的纠‘左’，一夜之间又变成反右，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是什么？180度大转变，我可转不过这个弯。”

周小舟已经被二人说得脸上泛出红晕，他坐不住了，说：

“我建议咱们3人再去找主席谈谈，辩论一顿，争吵一顿也好。”

李锐摇摇头说：

“不行，现在去不合适。从上午的讲话看，主席正在气头上，去也没法谈。”

“那就找黄克诚。咱们找黄克诚去谈谈。”

“这种时候去，不好。”李锐劝道：“不要授人以柄。”

“现在去不合适。”周惠也说：“不要去了。”

“横竖不过如此，去，怕个什么？”

周小舟拨通了黄克诚的电话，黄克诚不同意他们去。周小舟已经激动得无法控制，越是不叫去越要去。黄克诚只好勉强同意了。

“走！”周小舟放下电话说：“一起去！”

李锐见事已至此，只好同行。周惠深知此举的利害关系，他说：

“你们要去就去，我累了，想休息。”

周小舟已经出了门，见周惠如此这般，返回来拉着他说：

“走走走，我跟黄克诚都讲好了，你怎么能不去？”

周惠拗过不过周小舟，只好披件衣服，跟着走。周小舟进得黄克诚的门就嚷起来：

“我们都快成右派了，只差30公里。”

黄克诚急忙摆着手说：

“别急，别着急，冷静些。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

周小舟哪里还能控制得了情绪，他高声问道：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

黄克诚无言以对，看着激动不已的周小舟只皱眉头。周小舟见黄克诚不说话，又脱口问道：

“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我认为不会。”

黄克诚至此已经不能不表态了。周小舟依然非常激愤，他说：

“袁世凯要称帝，有人就特意为他办一种报纸，专讲劝进的话。袁世凯就最喜欢听这种话！”

周惠已经坐不住了。只听周小舟又嚷道：

“前一阶段鼓励进言，让把问题讲透。现在一下子180度转变，这不是钓鱼吗？”

李锐也激动了，高声叫道：

“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见他们越说越出格，顿时急了，声色俱厉地说：

“怎么能这样说话？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应该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么，现在这样议论算什么？不好嘛！”

周小舟一下子怔住了。周惠趁机将话头引开去，他说：

“今年的困难估计还不少，湖南去年虽然比左邻右舍好些，但日子也够紧张，不少地区都是靠南瓜粥度过来的。最近全省普遍有旱情，我真担心秋收。可这边的会议一下子也结束不了。”

周小舟已经冷静了下来。周惠也不住地看表。李锐一看10点多了，就准备离开。黄克诚见他们要走，就劝他们说：

“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要相信主席，主席是不会错的。”

正在此时，彭德怀手拿一封电报进来了。周小舟一见彭德怀，又激动了：

“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啦！”

彭德怀虎着脸，说：

“着急有什么用？30公里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太晚了。”李锐催促周小舟：“我们该走了。”

周惠也催着说：走吧。于是，3人告辞出了176号院子。李锐与周小舟、周惠分手，要回自己的住所。他刚走出几步，就听得周小舟说：

“哎，罗部长啊。”

李锐回头一看，周小舟、周惠正与罗瑞卿迎面相遇，打着招呼。于是就急忙闪身走了。罗瑞卿“嗯”了一声，警惕地瞥了一眼176号别墅，说：

“这么晚还没睡呀？干什么去了？”

罗瑞卿是党内出了名的光明磊落的大将军，对立就对立，斗争就斗争，历来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只有一个心眼，就是紧跟毛泽东，维护毛泽东。周小舟面对这位铁骨铮铮的大将军不得不应酬几句，他说：

“随便走走。看了看黄克诚同志。”

这才叫：三湘降下申公豹，匡庐高悬打神鞭。

欲知庐山会议如何继续进行，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中有两个情节都是研究庐山会议的重要史料。一个是毛泽东在7月23日上午的讲话，一个是周小舟、周惠、李锐在去找黄克诚前后的谈话内容。两者须对照一下，认真研究，方能分清是非曲直。这很有必要。因为在毛泽东身后，在庐山会议这个重大事件上，一些人为了搅浑水无所不用其极，遗毒于后世，害人不浅！

关于上述第二个情节，《戚本禹回忆录》的记载可供读者参考，书中是这样说的：“庐山会议结束后，在会议期间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林克，告诉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在庐山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山上站岗的警卫战士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就是等他们这些人都进了屋子以后，就把屋子里边的灯都关上了，别人还以为里边没有人。等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人又一个一个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警卫战士把这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他们几点开的灯，几点关的灯，都有什么人进去、出来等等，都作了详细值班记录。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罗瑞卿当时不仅是公安部长，而且还是‘防止突发事件委员会’的负责人。罗瑞卿看到了值班战士的记录，也觉得很奇怪。他就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外边的一个小树林里观察。直到那些人一个一个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走在最后的一个就是李锐。李锐这个人走路和别人不一样，别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却是老往后面看的。大概就是跟小说里说的司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恰好同从小树林里走出来的罗瑞卿对上了眼。这一下就把李锐给吓坏了。以为他们的事情都已经被罗瑞卿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