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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

话说1959年8月10日晚,毛泽东对曾希圣转来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

原来,张恺帆在7月4日回到家乡无为县,见到了正在生病的母亲,母亲想吃一条鱼也吃不到,张恺帆到大食堂看了看,发火说,食堂不办了。有人说办食堂是中央精神,雷打不动。张恺帆说:“我就是雷公,统统散了。”他要求县委书记当晚立即贯彻执行。就这样,到7月15日,全县6000多个食堂全部解散了。其中有少数不愿意解散的,也被强行解散了。

毛泽东一支接着一支吸烟,他在这个报告上是这样写的:

印发各同志。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份,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他们早就参加了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和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毛泽东 8月10日

8月11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主观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彭德怀30多年来,思想立场没有转过来,始终同党格格不入,是挂着共产主义者招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抱着入股而来的党的同路人。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是“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

毛泽东还说:

“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不是有几位秀才最近倒霉吗?李锐不是秀才,他是‘俱乐部’的人。李锐同志啊,你在不在呀?你不是要求我在一个会议上取消‘湖南集团’称号吗?我不大愿意取消。不过,叫‘湖南集团’不合适,那是我与你们几个人讲的。譬如有张闻天,他就不是湖南人。”

“周惠也不是湖南人。”场内有人大声插话说。毛泽东继续说:

“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的人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周惠这个人有缺点,但是比小舟好。小舟这个人他是不给你交心的,他的心使你看不见。小舟啊,我就是这么说的。你们不要妄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

就这样,毛泽东以他的宽仁大度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

毛泽东最后说:

“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判吗?批过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我相信,经过这一次会议,我们全体会要大进一步。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要估计彭德怀等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他们脑筋里头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从7月16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谈过:难道我们30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这样,必须搞两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判,继续批判从严。”

8月11日上午,李锐交了一份检讨书,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他在交代中写道:

“在庐山会议的前一阶段,我和周小舟、周惠同志结合在一起,想把会议的方向导致多谈缺点,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并对绝大多数贯彻总路线的左派同志进行责难,因此散播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的空气。”

李锐在交代中还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与黄克诚、周小舟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陷入这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承认7月30日夜写给毛泽东的信是“欺骗毛主席,说是用我的政治生命担保写的”。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做出这种认定和揭发,正是周小舟、周惠竭力避讳而决不认账的东西。所以他们二人怒不可遏,在房间里破口大骂。周小舟泪流满面,他说:

“我要去找主席说清楚!”

“算了。”周惠劝道:“说又有什么用?这样的气氛,越解释越乱。”

“信口雌黄,言不由衷,满纸胡说八道!对党对主席负责我也得说明真相,他这是推卸责任!”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算了,将来会有弄清楚的一天。”

“我自己去找主席,我在会上就讲过要找主席谈,横竖不过如此了。”

周小舟拿起电话联系,毛泽东同意在12日夜接见周小舟。

8月12日,毛泽东对辽宁省委执行中央关于反右倾指示的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印发各省市。

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股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绩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毛泽东 8月12日

8月12日夜,毛泽东和周小舟的谈话一直到13日凌晨才结束。周小舟走后,他依然无法平静下来,不住地在室内踱步,根据周小舟所谈的内容,再次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周小舟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并没有检查自己的错误,无非是恼火李锐的检查交代,不住地为自己辩解。毛泽东一直认真听着,除了插话问一些问题,始终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

毛泽东一直把争取旧日的秘书周小舟的事看得很重,希望他迷途知返。现在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他走到红木桌前,顺手拿过一张纸,从笔筒里拈起一支铅笔,写下一行字:

“昨夜谈之甚好,望即写出送我。”

毛泽东吸着烟,望着纸条沉吟了一会儿,重新拿起笔,将“好”字缓缓圈住,又涂了几笔,在其右上方另写了一个“畅”字。他对卫士说:

“把这个条子给周小舟送去。”

再说周小舟回到住室,周惠问道:

“怎么样?”

周小舟高兴地说:

“很好。”

“听进去了?”

“谈得高兴,这一次交了心。”

周惠仍是一脸狐疑。正在此时,毛泽东的秘书送来一张纸条,周小舟看后喜形于色的递给周惠,说:

“主席写的,我说的不假吧?”

周惠见上边写的是:“昨夜谈之甚畅,望即写来送我。”的确是毛泽东的铅笔手迹,其中的“畅”字是在勾掉了“好”字后添上的。周小舟见周惠还在琢磨,就问他说:

“怎么,你想什么呢?”

周惠“唔”了一声,说:

“主席原来写的是‘谈之甚好’。写事跟谈事不同,白纸黑字,不像谈话,没谈清马上还能再补充或解释几句。”

周惠一语点破了毛泽东的用意。周小舟顿时醒悟,他点点头,说:

“嗯,要字斟句酌。”

8月13日凌晨3点,周小舟拿着写好的材料来到周惠的房间。此时湖南省委副书记李瑞山也上了庐山,和周惠住在一起。

“瑞山,我给主席写的信,你帮我看看。”

“不看了,我也不了解情况,”李瑞山推辞说:“我不看。”

“周惠,你帮我看看。”

“你写好就行了,我就不看了。”周惠也明白看一看便有干系:“这么晚了,我也该睡了。”

“周惠,求你了。”周小舟坚持说:“帮忙斟酌一下文字,把把关。”

周惠只好接过材料,把其中与自己有关的地方改动了9处。周小舟还想让李瑞山看看,李瑞山断然拒绝说:

“我不看。”

周小舟让秘书抄写好后,就让秘书送往毛泽东住处。

8月13日上午9时,周小舟写给毛泽东的信,已经印发到与会者手中了。周惠接到印发信件一看,只见毛泽东在上面的批示是:

印发各同志。

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

毛泽东 8月13日

周惠看罢,顿时惊出一身汗来。周小舟的秘书拿着印发材料问周惠说:

“周书记,怎么办,告诉不告诉周小舟同志?他吃了安眠药还没醒。”

“这还用问。”周惠大声说:“天大的事,快叫醒他!”

周小舟被推搡了几下,迷迷糊糊地坐起身,接过铅印件一看,立时清醒了。他绝望地叫道:

“怎么会是这样?”

8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展开抗灾斗争的紧急指示》,全文如下:

抗旱、防洪、防涝、灭虫是农业战线上当前紧急的战斗任务。今年夏季以来,不少地区气候很不正常,旱涝虫灾比往年多。先是广东省6月间发生的大洪水;接着是河北、辽宁、吉林、内蒙古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先后因暴雨集中,洪涝成灾,更严重的是我国中部地区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江西等省的大片地区,在一个长时期内无雨,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并且在不少地区发生了虫灾。面临着这样严重的水旱虫灾,各个地方都进行了顽强的抗灾斗争,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抗旱灌溉已经抢救了农作物约一亿亩。1958年大跃进以来兴修的许多水库已经发挥了拦洪蓄洪、减轻下游洪水威胁的作用。在抗灾斗争中,许多地方又实行了大协作,“大兵团作战”,再一次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现在,雨季并未过去,洪涝灾害还会在各地陆续发生。据气象预报,中部地区各省八、九两个月的降雨量可能少于往年,这些地区的旱灾、虫灾威胁还有继续扩大之势。同时,还要注意到,现在受旱的地区,也有可能随后发生局部的集中暴雨,带来洪涝灾害。因此,各地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把抗灾、防灾、灭虫斗争进行到底,把这个斗争作为当前最紧急的任务。

为了战胜水旱虫灾,争取秋季丰收,首先必须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和悲观、松劲情绪,鼓足干劲,从思想上、精神上把千百万农民动员起来,抱着“人定胜天”的信念,千方百计,充分利用一切可能,以翻江倒海的气概,同水旱虫灾进行坚持不懈的战斗。任何右倾保守思想和悲观,松劲情绪,都必须坚决克服,否则就不能鼓起广大群众的冲天干劲,来战胜当前的水旱虫灾。要继续发扬群众路线的作风,继续实行在大跃进中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组织领导的方法,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抗灾战斗。同时,要发扬患难相扶的精神,在互助互利的原则下,实行必要的大协作,发挥大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群众深深懂得:只靠小集体、单独作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互助互利的大协作,才有可能战胜当前的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应该在抗灾斗争中进一步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

抗灾斗争所需要的排灌机械、汽油、燃煤、农药和各种防汛、灭虫器材的调拨供应工作,商业、农业和防汛指挥部门必须竭尽一切可能切实负责做好。为了抢救受灾的农作物,商业部门和化学工业部门必须尽力设法增加生产和供应。遭旱枯死和被水淹没需要改种的,农业部门和粮食、商业部门应该及早安排好改种所需要的种子供应。

在遭受灾害的地区,应该切实把全部灾民如何过日子的计划安排好,大力提倡节约,大力提倡粮食和瓜菜混吃,节约粮食;要大量抢种一季晚熟作物和各种尚能种植的瓜菜红萝卜等作物,准备渡荒。历年来的经验证明,只要有了充分的准备,只要动员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顽强的斗争,任何灾荒都是可以度过的。民政部门应该作好救灾工作。农贷的发放也应该多照顾灾区。抗灾所用的汽油、化肥、农药等等物资,也可以根据情况,由省(市、自治区)决定,实行赊销。

非灾区也应该提倡节约粮食,并且要用极大努力增产粗食,以便支援灾区。

今年的灾情比往年重。全党全民必须鼓足干劲,用最大的努力战胜灾害,争取秋季丰收,争取农业生产继续跃进。同时,对于局部的灾情特别重的地区,在国家和丰收地区的支援下,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灾荒,在困难条件下完成继续发展生产和保障人民生活的伟大的光荣任务(见195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笔者注)。

从8月13日开始,八届八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惠先后在全会上作了系统的检讨。彭德怀在检讨中说:

“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我万分诚恳地提议,撤销我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职务,并愿接受党的任何处分,请求党分配我去做党认为合适的工作。”

黄克诚在检讨中说:

“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我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错误的,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

张闻天在检讨中说:

“彭德怀同志的信和发言,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纲领,主要锋芒是反对毛泽东。”“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准备、有活动的。我曾经对彭德怀同志表示过一些和他同样的看法,未向中央报告,是我的严重错误。我是6月中间开始陷入军事俱乐部,7月23日以后逐步退出。为什么会陷入军事俱乐部呢?一是思想上右倾。二是教条主义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复活。三是宗派主义的老原虫复活。”“同志们说我有‘五毒’:狭、高、空、怯、私,我完全接受,愿意痛改前非。”

8月15日,毛泽东在全会印发的《哲学小词典》部分材料上,给与会者们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他写道:

各位同志:

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词典》(第3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词典》一书的第3版。第1、2版,错误颇多,第3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3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以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3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它各门。

毛泽东 1959年8月15日

这一天,全会还印发了毛泽东在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文件上撰写的一篇辛辣无比的短文。全文如次: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作《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

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年——1959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文件及我的这些话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毛泽东 195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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