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就要结束了，会议印发了毛泽东撰写的精彩无比的两个批语，作为对这次全会的总结。一个是他写在枚乘《七发》印发件上的批语，一个是他撰写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短文。
毛泽东在印发件枚乘《七发》上的批语中写道：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离骚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
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流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
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泳、爬山、广播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地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足干劲，反右倾。
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醼，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而，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这种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作‘批判从严’。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7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之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9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己。’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该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要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
我少时读过此文，40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讲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种泄气、悲观、糜烂、右倾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引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短文中写道：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只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某某某（原文未指名——笔者注）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1953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方法，不可以把它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彻底地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1953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38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毛泽东 8月16日
在这天的全会上，全体中央委员一致举手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决议中说：
“我们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这样的重大时机，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他们尽管在口头上有时也承认总路线是正确的，或者基本正确的，成绩是伟大的，但是在实际上却尽量夸大缺点，把目前国内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借以达到否定成绩、否定总路线的目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大跃进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是‘得不偿失’或者‘有失无得’。他们把全国各地大办钢铁说成是一大罪状。他们看不到几千万人在一九五八年为钢铁翻一番而斗争的英雄气概和巨大成就；他们看不到，小土炉的阶段早已胜利地前进到小高炉的阶段；他们看不到，由于采取大钢铁企业和中小高炉、转炉同时并举的方针，已经大大加速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和合理分布的过程，大大节约建设的资金。他们把农村成立人民公社说成是又一大罪状。他们看不到，这是几亿农民的伟大社会运动，是农业生产大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大发展、农民要求扩大协作的社会主义觉悟大高涨的产物；他们看不到，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明确规定公社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正是进一步发展农业中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强大武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完全不是共产党人的满腔热情的态度，而是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他们站在群众运动的旁边指手划脚，利用早已克服了和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向群众和干部泼冷水，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的情绪，企图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的矛头，是针对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针对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的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个人野心家；有的是历史上犯了错误、受过批评、心怀不满的分子；有的是动摇成性的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总路线乘机进攻，这种进攻带着重犯性质，形成了我们同他们的尖锐矛盾。但是这种矛盾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
“这些人还有一种模模糊糊地要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压迫，是要反抗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惯于看风使舵，看见大势于他们不利，他们感到孤立了，只要我们留有余地，他们又可以过来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
“对于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管性质如何严重，党的方针仍然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掩盖矛盾，回避必要的斗争，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犯错误的同志如果只是在口头上承认错误，而不在实际上揭露错误和改正错误，也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犯错误的同志必须用实际行动揭露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则应该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使他们获得进步，重新和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
在《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这样写道：
“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全会选举罗瑞卿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8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11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12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2月底3月初第2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3月底4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
“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5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
“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你这个人，我跟你讲过，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民主人士。”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一次提到了海瑞，他说：
“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
“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么，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
毛泽东还特意提到了高岗，他说：
“高岗这个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同志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
刘少奇插话说：
“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果来了，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过来。”
毛泽东说：
“他后来去世了。那个责任也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延安。那时我们提了3个条件，他不能接受。当时我们还不稳固，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现在我们本钱大了。章伯钧、章乃器天天骂我们，还给他官做。中国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刘仁静，现在当翻译。”
周恩来插话说：
“罗章龙在教书。”
毛泽东做了个有力的手势，说：
“要给人出路！”
他说着，朝周小舟望去，接着说：
“要准许阿Q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
“中央全会开15天了，今天闭幕。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会议，是一次胜利的会。林彪同志，你刚才讲的那两句话，避免了2个东西，第一，避免了马鞍形。如果彭德怀挂帅，天下就要大乱，泄掉干劲。第二，避免了党的分裂，及时阻止了党的分裂。犯错误的同志自己还得到了挽救。”
至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了。众人依次走出会场，彭真叫住了周惠，他用遗憾的口味对周惠说：
“你呀，周惠！你要是不跟着闹，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还不是你的？”
“我不行，”周惠垂着头说：“我水平不行。”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王稼祥和彭德怀的关系时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庐山会议这一场斗争的注脚。她说：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其实影响是很坏的，王稼祥同志并不赞成他的那些做法。他在历史上的确几次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都没有和他计较，都容忍了他。彭德怀确有取代毛主席的意思，他对毛泽东恨得要命。他曾经在1956年和王稼祥讲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老毛搞个人迷信比斯大林还要厉害。有些人上升，除了会喊毛主席万岁外，再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我听到彭德怀这些话，一再的警告稼祥，绝对不能和彭德怀来往。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曾经给稼祥打电话，都让我给回绝了。我曾经对他不客气地说：‘稼祥已经被人利用得够多了，你们不要再把他往火坑里推了，你们谁有本事谁去当英雄，稼祥就是愿意平平安安地当个老百姓。’稼祥有时也批评我对彭德怀的态度不好。我对他说：‘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共同命运的大事，你得听我的。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可以正常的提，不要故意和别人闹别扭。’我已经看出，多年来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态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怀对毛主席毫不尊重，指着鼻子骂毛主席，连王稼祥回来都对我说：‘老彭太过份了，怎么能那样对待毛主席呢？他好像仗着什么人的势力这样做，我没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稼祥才是真正地维护毛主席的威望的。庐山会议本来就是要作自我批评的，结果彭德怀那么一闹，会议转向了。王稼祥那时也可以和彭德怀讲几句话，但是他和彭德怀没有答一个腔。彭德怀勇气有余，方法不足，弄得毛主席3天3夜睡不着觉，终于发动了反彭德怀的斗争。”
再说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各省、市、自治区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开展“反右倾”斗争，批判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
还有一件事必须提及，那就是胡乔木把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讲到海瑞的这个信息，马上从山上传达给在北京的吴晗，要吴晗修改不久前刚刚撰写好的《论海瑞》一文。吴晗根据胡乔木的指点，加写了一段研究海瑞的现实意义：
“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人民立场、工人阶级立场的海瑞，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海瑞，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的海瑞，深入群众、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海瑞。这样，封建时代的海瑞，还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胡乔木回到北京后，鉴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为了避嫌，又在《论海瑞》一文的结尾处，加了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话。
不久，吴晗在1959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海瑞》一文，结尾部分就采用了胡乔木的那一段话，目的是要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线，并特别注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欲知毛泽东后来能否顺利地实现他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理想？请诸君继续关注本传第八卷：乱云飞渡。
东方翁曰：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3年朝鲜战争，不但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而且还因为外交人员的一个小小失误意外地使人民背上了13亿美元的战争外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从1954年开始，领导全国人民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展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世界的东方初步建立起了一座社会主义社会的擎天大厦，使中国逐渐成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强国，实现了毛泽东“敢上九天揽月”的宏伟志向。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重大事件！
尽管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但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所呈现出来的经济腾飞，却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国民经济全面地高速度地增长，单就钢铁生产方面来说，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每年炼钢不过5万吨左右，而新中国在1958年一年间就炼出了合格钢材800多万吨。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么？试想，如果没有大跃进时期搭建的钢铁工业体系，又怎么会有当今穷奢极欲的房地产泡沫经济以及方方面面的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种钢材呢？正是在建国后的9年间（包括半年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3年抗美援朝战争在内），毛泽东不但先后领导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政治运动，而且还开展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斗争，并初步提出了他在青年时期就立志要进行的教育革命、文化革命的重大命题。当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以后要完成这些伟大的志向、理想、理论和实践，毋庸置疑，是要远比他搞战争、搞经济艰难得多了。这也正是本传在后边的三卷中，要着力描述那个时期的历史事件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