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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之第八卷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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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40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

话说1960年9月7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讨论对苏共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的《答复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9月9日，邓小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答复书》已经搞出来了，少奇同志看了，问主席看过没有，有意见改在本子上，或者他们来谈谈。毛泽东让秘书告诉邓小平：

“文件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意见，只有几处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参加，只请小平、彭真同志来谈一下就行了。”

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邓小平、彭真、吴冷西谈话，《答复书》最后定稿。

这一天，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把《答复书》交给了他。《答复书》一方面对苏共的错误观点进行了驳斥，另一方面还提出了解决中苏分歧达到团结的5项建议。

邓小平还通知契尔沃尔科，中共中央参加由胡志明提议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代表团，将于9月15日动身去莫斯科。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

9月13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9月17日至22日，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共举行5次，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

9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

9月28日，中国和古巴正式建交。古巴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这一天，缅甸总理吴努和参谋长吴奈温将军率领由370人组成的友好使团来华访问。

9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周恩来送审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在这个报告里，国家计委党组首次提出了在国民经济上要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中央基本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据此编制计划草案，并在10月底以前送交国家计委和各中央局计委汇总研究，编出1961年计划草案报告中央。

附：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和控制数字附表各一件。

中央 1960年9月30日

9月30日下午，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29日来华访问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率领的代表团。他在会谈中说：

“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你们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帝国主义力量，你们在北大西洋的后方开了一个战场。法国不承认我们，还有蒋介石代表在巴黎，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支持你们，为什么不同你们往来。我们没有找过法国政府，它也没有来找我们，也许有一天它要来找我们，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另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如果它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会谈将要结束时，毛泽东邀请远道而来的非洲客人在10月1日参加首都人民欢度国庆的活动。

1960年10月1日上午，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热烈庆祝新中国诞辰11周年。

毛泽东和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缅甸总理吴努和吴奈温将军、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等，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的老朋友斯诺，也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斯诺是在1942年2月因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触怒了蒋介石，被迫离开了生活13年的中国。1942年，他又两度来到中国，但未能见到毛泽东。在50年代末，斯诺曾分别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访华。在中美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请廖承志通过群众团体，以艾黎的名义邀请斯诺以“作家”的身份而不是以“记者”的身份来中国。后来，已经移居瑞士的斯诺在1960年6月间获得了访华的签证。6月28日，他怀着愉快的心情，第一次赴新中国访问，首先到了北京。中国发生的一切他都很感兴趣，先后在北京、包头、上海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还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重逢时，紧紧地握着斯诺的手，亲切地说：

“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多久了？”

斯诺说：

“21年了。”

他们一边交谈着，一边观看着从天安门前走过的欢庆节日的群众游行队伍。庆祝活动结束后，毛泽东邀请斯诺过一段时间到中南海他的家里作客。

10月1日下午，周恩来和吴努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10月2日，首都各界10万人民群众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缅签订边界条约。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中缅边界条约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光辉榜样，是亚洲各国之间解决边界问题和其它争端的良好范例。”

10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批的《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黑龙江省委关于巩固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报告和所附庆华工具厂的典型材料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给所属大中企业党委，组织干部认真阅读和研究。

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批判了一长制，坚持执行了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并且根据这些原则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一套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制度和管理制度，这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工业企业中的具体运用。正是由于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调整企业中的生产关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了生产建设事业的大跃进。同时，在大跃进中和最近一年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中，这一套新型的企业管理制度，特别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把已有的经验进一步地总结起来，使之系统化、制度化，使企业管理水平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最近时期，许多地区、部门和企业，按照中央的指示，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已经和正在进行这项工作，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效果。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和庆华工具厂的典型材料就是这种经验总结的一个好的典型，特别是他们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方面的新经验，很值得各地重视。希望各地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认真加以研究，并参照他们的经验和作法，结合当前企业的中心工作（如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和增产节约运动），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总结自己的经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

在总结经验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就是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必须坚决执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使集中和民主正确地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所偏废。目前有些企业在正确地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强调发扬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经验的时候，对于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和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注意不够，因而出现质量下降，事故增多，管理工作相当混乱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有些企业在注意抓质量，抓安全，整顿规章制度的时候，又出现简单恢复旧章，片面强调专业管理和行政命令，而忽视依靠群众和发扬群众参加管理经验的重大意义。各地必须根据各企业的不同情况，研究具体措施，改进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克服或多或少存在的各种倾向。总之，不破不立，有破必须有立，不立好也就破不彻底，因此，在我们领导和管理企业工作已经有了丰富经验的时候，根据中央既定的原则，总结已有的经验，使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备和发展，是彻底肃清一长制残余的根本办法，同时也就是保证增产节约运动胜利开展和生产持续大跃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各地对此必须予以重视。

中央 1960年10月4日

10月5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克同志：

选集（即《毛泽东选集》）第4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2本，1本给你，另1本交我，为盼！

毛泽东 10月5日

10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艰苦朴素”。

10月9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观看缅甸文化代表团的专场演出，缅甸语翻译程瑞声负责为他解说节目内容。在演出过程中，毛泽东问程瑞声：

“缅甸人名中为什么常出现‘貌’、‘吴’？”

程瑞声回答说：

“缅甸人只有名，没有姓。‘貌’是男子对自己的谦称，‘吴’是对其他男子的尊称，‘郭’则是男子平辈相称。以吴努为例，他自称‘貌努’，别人则尊称他‘吴努’，关系密切的平辈又称他‘郭努’。”

毛泽东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饶有兴致地与程瑞声聊了一会儿。

10月10日凌晨，毛泽东看到湖北和福建的两份报告，立即写信给李富春，他写道：

富春同志：

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2000多人（占总劳力45%）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

毛泽东 10月10日上午1时

10月17日上午，王季范的孙女王海容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要亲自见见她。

王海容，出生于1938年，1957年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后开始在家自学，准备继续考大学。1958年，因受大跃进运动的感染，她放弃了高考，不顾家人的反对，到北京化工厂当了一名徒工，一干就是两年。1960年7月，《中国青年》杂志社了解到她的经历后，约她写一篇经验体会性的文章。王海容有感而发，写出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长文。她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便在8月1日给叶子龙写了一封信，连同那篇文章一起寄给了叶子龙。她在给叶子龙的信中写道：

“叶伯伯，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我去当通讯员。早几天，他们编辑部的同志对我说，现在他们需要一些关于徒工生活的稿子。因为社里经常接到一些工厂徒工的来信，他们大多不安心当徒工，其中许多人认为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去当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的。我是当过徒工的，对徒工生活也有一些体会和感受。为了帮助广大青年徒工早日改变上述不正确的态度，安心自己的工作，《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我写一写关于自己对徒工的体会和认识。稿子我现在已经写好了，但感觉许多地方重点不突出，内容也欠佳。我想请主席公公在百忙中抽出一点点时间帮我修改一下。”

王海容同时在信中表示，如果“主席公公没有时间”代她修改，就请早日将文章寄回来。可是在文章和信寄出后，两个多月了，既没有消息，文章也没有寄回来，现在突然接到通知，使她不安的心中又多了几分期待。

这天下午3时许，王海容按时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见毛泽东手中正拿着厚厚的一沓稿子，有20页之多，正是自己早先寄给叶子龙的稿子，忙叫了一声：

“主席公公！”

毛泽东见王海容来了，招呼她坐下来，将手中的稿子递给她，顺手拿起了一支香烟。王海容忙起身为他点着了火，然后回到座位上一页一页地翻起稿子来。在稿子的第1页上，毛泽东写了两行大字，不仅为她拟了标题，还给她起了一个笔名，那两行字的第一行是“我的经验”，第二行是“徒工王波”，再往下看，文章中有几段文字完全是毛泽东重新改写的：

“我们要牢牢记住，真正的知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任何书本知识只有在书本的作者们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书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

“虽然我对过去工人的那种艰苦生活没有亲身体会，因为我在1949年全国解放时才是一个11岁的‘黄毛丫头’，什么事也不懂；但是在北京化学工厂从许多老工人的谈话中使我体会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与解放前的生活和工作对比起来，实在太幸福了。”

“在上面，我讲的全是些好事情，这是真的。难道没有一点坏事情，或者叫作错误缺点的吗？当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对待呢？以我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把所有错误缺点，一件一件克服掉。”

王海容看完了稿子，毛泽东又和她谈到了工厂，谈到了学校，谈到了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

下午5点多钟，当王海容辞别毛泽东走出中南海时，大街上已经是华灯初放，她的心情显得格外清朗和舒畅。

后来，王海容的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杂志1960年第23期上发表时，编者们专门写了一个编者按，将毛泽东修改的几段话引出来，作为整篇文章的画龙点睛之笔。

10月20日，毛泽东在公安部党组关于战犯第2批特赦和减刑名单的报告上批示道：

“此件送少奇、富春同志阅，在书记处通过照办。”

此后，在11月28日、1961年12月25日、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中央政府先后特赦了5批战犯。这是后话。

10月22日，斯诺应毛泽东之邀来到菊香书屋作客，毛泽东一见面就说：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一隔就是21年。”

斯诺高兴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