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话说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有中南、西南、华东3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南”会议。
这一天，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主持召开有东北、华北、西北3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北”会议。
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把他的小册子《调查工作》的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印发给与会者，并写了一个说明：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发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3月13日清晨，毛泽东给在北京召开“三北”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其他与会者们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写道：
刘、周、陈、邓、彭5同志，以及北京会议各同志：
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做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10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3天会太少了，至少5天至7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反倒不忙，开7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做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做系统的亲自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1961年3月13日上午8时，广州
这一天，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宣读了他写给“三北”会议的这封信。尔后他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主要领导干部亲自搞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
“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手来。只要省、地、县、社党委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
关于30年的那篇《调查工作》，他说：
“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1930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最后，毛泽东又讲到了食堂问题，他说：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4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3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4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10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
北京方面的刘少奇等人接到毛泽东3月13日上午8时的信后，立即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两地开会，口径不一，建议南北两会合在一处开为好。刘少奇将这一建议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了，决定两会在广州合开。
3月14日，“三北”会议的4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广州。
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了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为什么要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
“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
毛泽东确定这次广州会议讨论3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
3月15日，南北两会合一，重新编组，讨论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
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主张将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毛泽东在这份材料的标题下特别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有一个材料是陕西省委关于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分析报告。
大家讨论的结果是，都不赞成；在食堂、供给制问题上，意见也很不一致。
3月16日，毛泽东决定将已经写出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2稿印发给各小组讨论。他还将陶铸3月15日报送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批发给会议讨论。这个调查材料说，沥西大队为了解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实行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础上，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在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归生产队自行处理。这个办法施行后，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
毛泽东在这个材料上批示道：
“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结果，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没有被会议通过，以至于在半年之后的9月29日，他不得不重提此事。
就在3月16日这一天，陈赓大将在上海病逝。
陈赓在上海从3月份开始，带病撰写他的军事著作《作战经验总结》，原计划准备写序言、作战准备、进攻、防御、追击、转移，共6章；哪知刚刚写完序言，他的心脏病就复发了，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年仅58岁。他是10大将中辞世最早、寿命最短的一位。
陈赓在建国后曾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
3月19日，广州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2稿开始修改，每个大区选派1至3人为代表，参加修改工作。
这天中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话说：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3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的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1960年上海会议对农业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月20日，曾希圣给毛泽东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信，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他认为好处大于坏处。毛泽东对此没有表态。
3月21日，毛泽东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3稿印发会议。
3月22日上午，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由他建议召开的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出语惊人：
“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当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可能超过那个时代去解决问题。……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鄱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
陈毅还说：
“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的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
3月22日，广州会议经过广泛讨论，基本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有60个条文，故称《农业六十条》。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条例明确规定：从《六十条》下发起，原来被叫作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的生产队，统一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去掉“小”字，一律改叫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3月22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全文如下：
全党同志们：
党中央现在起草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草案，发给全国农村支部和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
全国农村的形势，在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和广泛开展整社运动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凡是贯彻执行了《十二条》指示和认真整了社的地方，广大农民是积极起来了，人民公社制度有了进一步地巩固。今年的春耕准备和春耕情况，在多数地区都比去年好。但是，为了争取今年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还需要全党从许多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也还有许多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是：
第一，在分配上，无论在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或者在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的现象。
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
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区和生产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原名生产小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
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
第五，党委包办代替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
以上这些情况，都必须进行及时的适当的改变，才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党中央认为，现在急需在总结过去3年多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3月郑州会议讲话和1959年4月党内通讯的精神，以及中央《十二条》指示的精神，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把人民公社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有了这个条例，公社各级干部和全体社员对于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对于公社各级应该作什么，不应该作什么，应该怎样作，不应该怎样作，就可以有一个统一的、全面的、正确的了解。这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会有一个新的高涨，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就会有一个大的进步，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保证。
现在这个条例的草案，就是为着这个目的提出来的。党中央认为，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是人民公社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应该通过这次讨论，来提高全体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提高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
为了把这个讨论领导好，各地党委和全党同志应该注意以下几件事：
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市委、县委，应该首先详细研究这个条例草案，然后领导公社各级党委详细研究这个条例草案，同时，征求他们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各种修改意见。
二、要把这个条例草案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给和讲给人民公社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对于同社员关系密切的地方要特别讲得明白，对于他们的疑问要作详细解答，同时，征求他们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各种修改意见。
三、省、地、县3级党委，要帮助公社各级党委，详细研究在本地试行这个条例草案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且同广大群众反复商量，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的认真讨论，定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和实施步骤。无论什么问题，一定要在上级领导下，先在党内和群众中定好新的解决办法，然后才允许有步骤、有秩序地改变老的办法。有些问题现在解决有困难的，可以过一个时候再解决。公社各级的公共财产（牲畜、农具、粮食、蔬菜等），一定要注意保护，不许随便分散。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例如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特别要慎重处理，绝对不允许把群众（尤其是生活困难的群众）丢下不管。同时，还要防止坏分子乘机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
四、讨论和试行这个条例草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妨碍当前的生产。省、地、县3级党委，要帮助和鼓励公社各级干部，继续积极负责地领导生产，领导各项工作。要告诉他们，这个条例草案是要他们正确的领导，不是要他们放弃领导。
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对当地情况和民族特点的调查研究，可以拟订自己的补充条例。在牧区还需要拟订适合牧区情况的条例。这些补充文件在报请中央局批准以后，也应该发给党员和社员讨论，同时报告中央。在将来，各人民公社还可以根据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本省、市、自治区补充条例的原则，根据本公社的具体情况，定出自己的工作条例。
六、城市中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和其他单位，也都应该领导党员和适当范围的群众讨论这个条例草案，以便使他们了解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讨论的时间和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另定。
中共中央 1961年3月22日
这才是：好事从来都多磨，毛公到此奈他何？众说纷纭多异议，少数历属服从者。
虽然去小已如愿，核算还得从众说。致信全党求贤议，一以贯之不折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问罗光禄：
“罗秘书，你看这次会议开得怎么样？是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啦？”
罗光禄说：
“从总的看是基本解决问题，但我看还有少数同志不完全理解，只是组织上服从，思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毛泽东略有所思，点点头说：
“你说得对。代表们走了没有？”
罗光禄说：
“代表们到机场去了。”
毛泽东问：
“叫回来可不可以？”
罗光禄说：
“可以打电话问问飞机起飞了没有。”
毛泽东说：
“你赶紧办吧！”
罗光禄立即打电话询问代表们的行动情况，对方回答说：代表们刚刚到机场。罗光禄说：通知他们不要走了，留下来继续开会。就这样，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又继续进行。
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终于要结束了，代表们经过近两天的充分讨论，大家都说思想通了。这下，毛泽东高兴了。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做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调查工作所以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做好，调查工作做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做好。第一书记亲身进行调查工作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央相信，只要在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
（发至地方县级，军队团级，城市发至区级及大工厂党委、大学党委，大报党委）
附《关于调查工作》
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就《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这篇文章是1930年春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2次反‘围剿’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1军团4军、3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3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做出决策，哪个还去记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
3月28日，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到广州，他们向毛泽东汇报了群众对《六十条》的一些意见。
3月29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他在车上细心观察铁道两旁广东农民插秧的情况，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工作人员下去询问。农民们反映说，他们还是赞成六寸乘六寸的插秧密度。毛泽东说：
“瞎指挥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3月31日，毛泽东在停在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群众在讨论《六十条》时，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
“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
他又问道：
“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
张平化说：
“群众还是肯讲真话。”
毛泽东说：
“《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5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作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毛泽东说他要立即赶赴武汉，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还说要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要“以下乡为主”。
1961年4月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了外国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