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话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由22人组成的核心小组，也叫作中心小组，其成员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从8月9日开始到8月20日的12天内，中心小组开了8次会，会后由中央局第一书记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

8月9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不垮得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台了，我们还有几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

有人插话说，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毛泽东说：

“各地方、各部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某某揭露邓子恢问题。毛泽东说：

“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5个人，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957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苏联从1921年到1928年单干了近10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1935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插话说：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毛泽东说：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3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16户，我们一个生产队20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党员成份，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28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10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1953、1954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1953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1958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娱，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2000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3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长期没发现。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1957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6月刮起12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1958年算半年，1959年、1960年大跃进。1960年开始搞《十二条》，1961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2000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13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

“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邓小平发言说：

“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止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无论在国际斗争方面，还是在国内问题上，都要看我们的旗帜鲜明不鲜明。左派旗帜不鲜明，歪风就厉害。”

刘少奇发言说：

“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1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5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5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

毛泽东插话说：

“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8亿斤，全国都增产。”

刘少奇接着说：

“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20%，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10%。因此5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毛泽东插话说：

“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刘少奇接着说：

“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毛泽东插话说：

“恐怕还是1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20%到30%，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5年到8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5年、8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么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2000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刘少奇说到在经济上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插话说：

“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刘少奇接着说：

“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它想法。”

毛泽东插话说：

“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60%搞集体半集体，40%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否则生产就要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