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反对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话说1962年9月24日上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经过长时间的预备，在北京怀仁堂正式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现在是10点钟，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陈云同志说明。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

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的，已经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1个月，在北京差不多也是1个月。实际问题，在那两个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约3天到5天就够了。27号不够就开到28号，至迟28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3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关于阶级。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3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藏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了几次反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反对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关于形势。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1959年、1960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搞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1960年下半年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1958年10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了，然后12月武昌会议，1959年2、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4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1960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国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后来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1959年9月中印边界问题，赫鲁晓夫支持尼赫鲁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鲁晓夫来，10月在我国国庆10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台上，攻击我们。然后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我们，然后两党会议，26国起草委员会，81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1945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的，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怕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呢？是从抗美援朝起，1950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了。而南斯拉夫倒成了‘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很行啊，他可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斗争的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内外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苏联同志，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会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老挝武装斗争的胜利，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出现了阿联、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他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1千万人口，法国80万军队，打了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作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两个多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的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1942年到1945年整风运动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正，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来的经被鲤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鲤鱼精一样，要好好想一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允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得好，改好了就好了嘛！李维汉同志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维汉同志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许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容许我犯错误，容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绝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能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有个潘汉年，没有杀他。有个王实味，后来杀了。这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把他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中央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但也要看到还有反革命，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虎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影响，20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不可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现在已经组成一个专案调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不要因为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来搞清楚，把问题说清，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的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破坏案，杀人放火的人。在敌我矛盾中，关于捕人、杀人的问题，需要正确处理。现在虽然是‘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工程建筑。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

毛泽东当场宣读了康生递上来的一个纸条：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所说的“写小说盛行”和康生递上来的这一张纸条，扯出了党内一段围绕着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断断续续地纠缠了20多年的公案。笔者为了说清楚这一公案的历史根源，曾特意在本传第四卷中详细地交代了西北红军中谢子长、阎红彦与刘志丹、高岗这两个派系之间的恩恩怨怨。为了说明上述公案的来龙去脉、是是非非，如今又不得不在此和本章末多费一点笔墨了。

原来早在1956年，署名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的《刘志丹太白收枪》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后反应很好，工人出版社便约请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1962年初，小说《刘志丹》第5稿脱稿。李建彤在这部小说中将刘志丹描写成了一个“高、大、全”式的“全国领袖”，而书中的虚构人物罗炎，其形象的原型则是高岗。刘景范和李建彤为征求意见，将书稿送给有关部门和当年西北的一些老领导审阅。原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继谢子长、刘志丹之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3任总指挥的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对这部小说提出了批评意见：1、这部小说重新肯定和宣传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写成了全国领袖；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的秘书李原在2003年出版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中说，阎红彦当时还“认为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因此，阎红彦建议小说暂缓出版。可此时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使刘景范产生了错觉。他感觉到毛泽东对高岗的老对头刘少奇产生了不满，便出面游说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他对习仲勋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便批准了小说《刘志丹》公开发表。随后，《刘志丹》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上连载。1962年8月24日，康生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8月26日，毛泽东为此召见了康生。后来在1967年9月，康生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工作会议上谈到了毛泽东那次召见他的情形，他说：“主席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清洗出去。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康生说的这些情况，阎红彦应该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在1962年9月3日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中，还建议组织一次西北老同志座谈，以便于作者李建彤对小说《刘志丹》进行修改。这便是对小说《刘志丹》第一次定性的始末。由此可以看出，有些人说阎红彦向康生“诬告”，说康生制造大冤案，是没有依据的。

且说毛泽东念完康生递上来的纸条后，接着说：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得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请少奇同志宣布有哪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5人不参加。”

刘少奇点点头，宣布道：

“常委决定5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毛泽东补充说：

“因为他们在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要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接下来，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了说明。

陈伯达谈到在大办人民公社时说：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产生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

毛泽东说：

“我就批评他。”

陈伯达说：

“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

毛泽东说：

“还有吴芝圃。”

陈伯达说：

“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里布置的。”

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

陈伯达谈到了1958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毛泽东插话说：

“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1959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1959年下半年、1960年差不多1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