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刘少奇将经过多次修改的《后十条》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拿到稿子后，没有表态，也没有立即看。

10月7日，毛泽东为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书写了曹操的《龟虽寿》一诗。他写的是：

曹操诗一首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应石桥湛山先生之嘱为笔，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

这一件毛体书法作品点画雄浑，走笔纵横奔放，浓墨酣畅，浑厚老成。

10月10日晚，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到了河北、河南、湖北。

10月20日，毛泽东在陶铸、王任重、汪东兴陪同下，来到长沙，住在9所，听取李瑞山、华国锋的工作汇报。

华国锋早在4月2日发表了一篇题目叫《贵在鼓劲》的文章，介绍了湖南省农业生产先进典型岳阳县毛田区的先进经验和革命精神。他在文章中把岳阳县委书记毛致用在一篇调查报告中提出的“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的论点，发展为“鼓干劲，必须是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鼓蛮劲”。并且提出，要“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

华国锋在这次汇报中给毛泽东背诵了关于毛田区过去生产状况的一段顺口溜：

毛田塅里莫种花，十家种花误九家。种得花来不结果，结了果儿不炸花。

他说，经过科学种田、苦干实干，毛田人民取得了种植棉花的成功，不结果的棉花结了果，不炸花的棉桃炸了花，改变了传统的观念，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一大调整。毛泽东听后兴致大发，问毛田是哪个“毛”字？华国锋说：

“是毛主席的‘毛’字。”

他又介绍了毛田区主要是搞集体经济、科学种田、多种经营，在山上植树、田埂种豆、地里栽棉，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家中挂了不少腊肉。

此时，湖南省3级干部会议和省委二届七次会议在长沙召开，毛泽东特地召来岳阳地委书记谈话，询问这里的工作情况。他还在9所礼堂前坪接见了两会的全体代表，准备同大家合影留念。他同前排的省级干部握手后，又问道：

“哪个是岳阳县委书记？”

岳阳县委书记张月桂赶紧回答：

“我是，我叫张月桂。”

毛泽东当面表扬说：

“岳阳的毛田搞得不错嘛！”

10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四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0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草稿，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在今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个文件之后，10月间，我们又同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5省省委、若干地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开会商量，然后我们又同华东局领导人、华东各省委的领导人再商量了一次。大家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为最有利。因此，在9月文件上作了修改，加进了点、面结合的一段。此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由于这一改变，中央在1963年5月20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也要在一些问题上加以改变。5月20日的通知规定，中央“决定（草案）”，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县、社和大队，暂时不要下达。现在改为：

一、5月20日的“决定（草案）”，9月的“规定（草案）”这两个文件，要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2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文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印发。“决定（草案）”原有的7个附件，这次不再重印，各地可以选择一些在本地区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好的典型材料印发。在党内外宣读“决定（草案）”和“规定（草案）”的时候，对这些典型材料，可以只读有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四清”方面的一、两件。

二、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党支部都要发给2本，由市委、区委指定负责干部用口头向一切人宣读，使他们懂得党的政策。

三、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

四、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

五、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

六、效果如何，随时总结经验。纠正缺点，发扬成绩。

七、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这样一来，一切党内外干部，一切战士，一切人民，都会大进一步；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人，也会受到教育，得到改造。

八、本通知要向党内各级党委、直至支部宣读。

九、本通知不要向党外宣读。

中央 1963年10月25日

10月26日，毛泽东将略作修改的《后十条》即《规定（草案）》和《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草稿，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说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就在10月26日这一天，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4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长篇讲话。

毛泽东曾经在周扬这篇讲话稿上做了20多处的重要修改，阐述了许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道理，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10月下旬，在浙江进行调查研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毛泽东说：

“这叫作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依靠群众专政。”

他指示谢富治要好好总结这一经验。

10月31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的第6稿，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

1963年11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视察，他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乘飞机到上海商量与法国建交问题。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通知后，马上告诉在华访问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法国前总理富尔说：

“毛泽东主席正在上海，我将陪同你们到上海去见毛主席。”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陪同富尔夫妇，乘飞机前往上海。

11月2日下午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富尔夫妇，富尔向毛泽东递交了戴高乐关于中法建交问题的亲笔信。毛泽东风趣地对富尔说：

“两位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做个朋友吧，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还是可以合作。”

富尔说，我衷心祝愿中法关系迅速发展。毛泽东说：

“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不许有哪一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二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可以加强来往。”

他还说：

“要把两国关系建立起来。”“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

11月7日，毛泽东在张鼎丞、黄火星陪同下会见了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阿拉尼特·切拉，他在谈话中提到了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并提出了著名的“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专政”的方针。

毛泽东在谈到改造人的问题时，说到了对溥仪撰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初稿的意见，他说：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不怎么好！溥仪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情况。在那样的旧的社会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

11月12日，毛泽东第4次来到河北中部灾区视察。他鼓励省地市领导人说：

“今年麦子种了不少，要管好。今年受灾了，明年夏收还是会好的，前途是光明的。”

他指着衡水地委书记赵树光说：

“你那个地方的水灾情况，我从照片上看到了，只露着几间房，可惨哩！”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衡水是历来遭灾的。为什么叫衡水？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这是禹王时的事，书经有记载。”

他掰着手指一年一年地计算河北的年景，从1949年到1963年14年间，3年大灾，5年中灾，3年丰收，4年中收，受灾率占一半多，心情显得很沉重。他还一面看着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一面指着阎达开和刘子厚，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要把河北从灾难中救出来，要把水切实的治起来。”

他问了林铁、阎达开和刘子厚的年龄，深情地说：

“你们10年能把水治好吧！我已经70岁了，不一定看得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

林铁等人提请毛泽东为抗洪展览题词，毛泽东当即答应了。他还说：

“我现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

11月14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后十条》，并决定将《前十条》和《后十条》以及毛泽东10月25日起草的《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将《通知》中原来所署的时间改为1963年11月14日），同时下发到全国城乡。

后来，毛泽东在11月16日批示：“已阅，退尚昆即办。”

《后十条》中说阶级敌人反对我们的新特点是对干部拉拢腐蚀，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进行合法斗争。因此，《后十条》强调说，领导干部要亲自蹲点，要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开展揭发斗争。这是“彻底或者不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界限”。“团结95%以上的群众，是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基础”。“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在扎根串连以后，能依靠就依靠，不能依靠就改组。”

11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李富春在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了松辽油田的伟大成就，他说：

“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靠进口，现在已基本自给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已经结束。”

11月17日，毛泽东应邀为河北省抗洪展览会题词，他写的是：

“一定要根治海河”。

11月19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五评”，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五评”发表以后，赫鲁晓夫已经受不了啦，不久，他便向毛泽东发出了一封求和信。且待下文详细叙述。

11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公安部长谢富治拟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时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11月20日

11月22日，毛泽东与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谈话时说：

“你们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如巩固边防的工作，搞一些特大案件，投靠外国使领馆的案件等等，这是经常要做的。还要研究情况，提出一个时期的政策。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

他还说：

“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案件。我们公安工作，历来是与苏联的不同。诸暨县有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整理一个千把字的材料批发下去，回答两个问题：一、群众是怎么懂得这样去做的；二、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材料要短一点，长了没人看，短了就有人看了。你们经常要蹲点，做这种工作。”

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作了重要批示，他写道：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对这些牛鬼蛇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这个批语应该是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1个批示。

廖沫沙听到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后，和周扬、夏衍这些人都打了招呼，他说：

“毛主席已经给你们打了招呼了，你们赶快要采取一点主动，否则麻烦事情就会出现。”

周扬满不在乎地说：

“没有事啊，毛主席是和大家说笑话呢。文化工作从来都是这样的，说什么的都可以，本身就是要人们充分地发表议论和引起大家的争论嘛。”

后来在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文艺座谈会，中宣部和文艺界人士30多人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彭真、周扬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周扬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他讲到了对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批示的看法和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讲了话。他们几个人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与毛泽东在批示中的说法很不一致，他们没有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且说11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和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旧知识分子说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堕落文人，他就用了洛文的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评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

毛泽东还谈到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说：

“我见过溥仪。我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了。”

他又说：

“溥仪很不满意过去不自由的生活，当皇帝是很不自由的。”

1963年12月3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的给毛泽东的信件。信件所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

此时，毛泽东正在主持全国人大二届第4次会议闭幕式，他让邓小平在会议上宣读了赫鲁晓夫的来信。

赫鲁晓夫在信中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停止中苏两党之间的公开论战；希望改善两党两国关系，加强两国间的经济、科技合作联系；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他在信中还说：“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对赫鲁晓夫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说：

“考虑到我们对他们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40多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的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