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
话说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为了贯彻和配合毛泽东在工业战线掀起的学大庆群众运动，发表了记者袁木、范荣康合写的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通讯中报道了大庆人吃大苦、耐大劳，为让祖国抛掉贫油帽子而忘我拼搏的感人事迹：大庆工人以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夜干和白天干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一个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会战中，创造出了以革命加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的铁人精神。大庆工人仅仅用3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建成了高产、稳产的大庆油田。国家投资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
《人民日报》还在《编后话》中写道：
“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这种精神，这种人，正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
此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大庆油田的报道。
4月23日晨，毛泽东抵达杭州。
4月23日这一天，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自1961年8月向毛泽东请长假休养以来，他已经很少和毛泽东联系了。他写道：
主席：
前几天，我在政治研究室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一本在太行山出版的《抗大五周年纪念刊》，里面第一篇就是您写的纪念抗大3周年的文章。一下子读完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因为这篇文章言简意赅，风骨劲拔，使千载以下人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特别有意义的还是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自然是说在您的文章中，并且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为限）“三八作风”中的3句话。反动派愈反对我们，愈足以表明我们之正确光荣，这个提法似乎也首见于此。此外，这篇文章对目前的青年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也很有益。全国都要学解放军，全国的学校都要学抗大，学它的革命性，进步性和艰苦奋斗而又生动活泼的朝气。为此，我要我的秘书把这篇文章抄了一份送给您，请您看看，考虑一下可否收入《毛主席著作选读》？文中用铅笔画的字和符号是我写的，大部分是为了与全书体例一致，仅供您参考。又，这篇文章曾被编入《毛泽东同志论教育》一书（35——37页），但似并未发生多少影响。
敬祝您的健康，并向江青同志问好。
胡乔木 4月23日
这封信是胡乔木发给毛泽东的第一个重要信息，表明他已经可以工作了。可是，不知是因为毛泽东并没有像他认为的那么重要，能“使千载以下人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还是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要他做“一二三年”养病的长期打算？所以，这一封试探性的信息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
4月24日，毛泽东看了3月4日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资料处编印的《会议简报》第一期。他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道：
汪东兴、林克阅后，送江青。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阅后，退毛。
这是一批好材料，易看，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益处。这个问题要在5月会议一谈。
毛泽东 4月24日
4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以及《真理报》配发的反华社论。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
4月28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霍士廉、林乎加、谢富治等人的汇报。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搞得慢一些，是全国最慢的。毛泽东说：
“那不要紧。你们经验不足，‘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
林乎加感觉《六十条》对社办企业劳力的投入限制有问题，他问，过两年是否修改一下。毛泽东说：
“是否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有了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
4月30日，毛泽东就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问题，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写了一个批语，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及召开国际会议的时间问题，他写的是：
“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
毛泽东的预言果然又一次应验了，这个会后来还真的没有开成。
1964年5月1日，毛泽东在杭州度过了“五一”节。
5月2日，毛泽东到了上海。
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民委员会，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按照报告的精神研究执行。
克服中小学校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和片面追求升学的思想，不但是提高教学质量所必需的，而且是关系到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培养坚强的有文化的劳动的革命后代、发展国家科学文化的根本大计，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足够重视。因此，应该在社会上和中、小学校中正确地和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校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努力改进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注意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切实做到既克服了学生过重负担，又提高了教学质量。
各级教育领导部门还需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好学校和好教师的经验，树立活的样板，做到方向明确，方法稳妥，防止发生另一方面的偏向，例如因为减轻了学生负担，就降低了教学质量，就重新发生开会过多或劳动过多的现象，就把课外时间去做各种各样的活动以致学生不能好好温课和休息，就不安排应该安排的课外作业，就不去督促学生勤奋学习等等。对于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应该用耐心说服的办法，决不可采取简单急躁、强迫命令的办法。
中共中央 国务院
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信件的日期署的是5月7日。《人民日报》同时还全文刊登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其它6封来往信件。
中共中央5月7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是经过毛泽东作了重大修改的。在信中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关于两党会谈及国际会议的时间问题、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问题这3个要点中，后两个要点都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他在复信的末尾还写道：
“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5月9日这一天，林彪听取了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情况的汇报后，对军队的文艺工作做出了指示，他说：
“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它是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形象地通俗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具。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要大抓创作。有了好的创作，文艺才能起到教育人民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才能起到改造人的作用，才能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才能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
林彪发出这一指示的时间，仅仅离刘少奇对外宾讲“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要搞也要演出”这些话，只有一个月。
5月10日，毛泽东离开上海北返，一路上先后在南京、蚌埠、济南、天津连续听取了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3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
原来在5月9日，毛泽东接到北京的电话说，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要给他汇报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的第3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毛泽东就让他们在南京上了专列。
5月10日这一天，李富春等人汇报了第3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把农业和国防比作两个“拳头”。把基础工业比作一个“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它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
关于农业方面，毛泽东说：
“要注意种好16亿亩，在此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实行点面结合，这很对。要自立更生，要像大寨那样。”
针对上建设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毛泽东说：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问题，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它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
李富春等人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
“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在谈到如何划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
“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份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份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给了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