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3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毛泽东说：
“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尖端技术。至于农业，我们要靠陈家庄（山东曲阜的一个农业生产集体典型——笔者注）和大寨。”
他还说：
“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由懒而来。”
毛泽东最后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4条标准，他说：
“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5月14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5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以战备为中心的第3个五年计划，一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6月17日才结束。
5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维托和齐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康克清、罗琼在座。毛泽东和客人的谈话主要内容如下：
维托：没有科学知识，不可能消灭迷信，因此要培养干部，逐步消除迷信。糟糕的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通过电台、音乐、文学影响我们。
毛泽东：这种影响要逐步地加以抵制。我们、你们的国家可以不进口修正主义的文艺作品、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用什么代替它。
维托：特别我国小，人少更重要。
毛泽东：你们国小，可是在世界上表现出不小，很厉害，你们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什么叫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苏联已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当然不能说整个社会结构都变成了资本主义，他还来不及，还有抵抗力。修正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不能代表马列主义真理，只能代表少数人。苏联国内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地存在着。反对赫鲁晓夫的，就要被关进疯人院。这是法西斯专政，很值得注意。我们这样国家要掌握好，我不能保证中国一百年后不出修正主义。
维托：个别的会出，但以你们现在领导，不会发生的。
毛泽东：我们争取。
齐乌：你们不是正在以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吗？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进行教育，承认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存在，适当进行阶级斗争，不流血的，不是开战，但少数破坏分子也得整，反革命、破坏分子、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走狗，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我国社会情况相当复杂，不要简单地看问题，我常劝外国同志不要简单地看中国。有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也有黑暗的一面，虽然是次要，但要注意，社会是由这两面组成的。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有二、三千万人，比你们国家人口还多。
维托：可组成一个一个的师。
毛泽东：可是他们是分散的，其中程度不同，我们有办法使他们守规矩，少数不守的，有办法制服。
维托：专政。
毛泽东：专政总有一个对象，不要信赫鲁晓夫的话，他说专政无对象了，全民党、全民国家是骗人的，没那么回事。他提出这些口号，是掩盖他进行资产阶级复辟，骗人的。要揭露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欺骗，你们大概赞成吧？
维托：完全同意。
毛泽东：有阶级才有党，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那个。不可能两个不同阶级由一个党代表。国家就是专政的工具，不然就不应叫国家。专政还要多少年？现在说不定，可能几百年。要搞共产主义各取所需，帝国主义不打倒不可能。
维托：还有修正主义。
毛泽东：还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还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文化教育达到一定水平，条件具备才有可能。这次谈的太多，太久了。
维托：谢谢，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毛泽东正准备结束会见，原本应该参加这次外事活动的陈荒煤因接到通知晚迟到了，工作人员只好把他安排在外宾后侧的一个座位上。毛泽东看了陈荒煤一眼，问道：
“这位同志有点面熟，是哪一位啊？”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是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陈荒煤。毛泽东说：
“你原来是搞文学的嘛，怎么又搞电影来了？”
陈荒煤一时不知怎样回答。自从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和毛泽东有过几次直接面谈，20多年过去了，他参加了许多会议，听到毛泽东不少讲话，却还没有面谈过。他惊讶毛主席记忆力这么好。毛泽东问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陈荒煤汇报说，大家正在学习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认真检查工作。毛泽东却不高兴地说：
“有些同志老是讲双手拥护我那个《讲话》（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者注），可就是不执行！”
他转对外宾说：
“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的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旧的，旧的没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用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你的，是不会一下子实现的。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之外就是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
毛泽东最后说：
“问题扯得太宽了。向霍查、谢胡、卡博同志和其他同志们问好。”
5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部委、各党组，总政治部，团中央：
目前全国各方面的形势已经开始全面的好转，普遍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在农业好转的基础上，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开始出现了新的工农业生产的高潮。各项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的发展，从总的方面说来，是健康的、正常的，是建立在坚实的工作基础上的。有很多领导机关的干部下去蹲点，深入到车间、生产队参加劳动，进行调查研究，作风有很大的改进。这是压倒一切的主流，是主导的方面、根本的方面。
但是，同时也发现有极少数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或者企业和生产队，发生一些歪风。他们不是学习解放军和大庆油田的艰苦朴素、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而是追求表面的华而不实的轰轰烈烈，滋长起一股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他们滥用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干劲，滥搞集体业余活动，随便加班加点，浪费、消磨和糟蹋群众的热情和干劲。个别单位，也发现不是根据实际可能和必要，制定积极的而又留有余地的可靠的生产指标，而是提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即最后不可能实现，注定会使群众情绪遭受挫折的指标。这些现象，虽然还是部分的、个别的，或者只是初露苗头，但是如果不及时加以克服和防止，任其发展起来，必将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危害。
此外，还有不少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不下去蹲点，进行调查研究，而喜欢靠没有准备的会议、烦琐的表报和冗长的文件来指导工作，爱开那种多、大、长、重、空（即次数多、规模大、时间长、内容重复、内容空洞）的会议，爱发那种又多又烦琐而毫无用处或者很少用处的表报、文件。每个会议不分有无必要，都要层层传达，好些表报、文件还要层层加码。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衙门化的作风，决不是革命的作风。还有些领导机关脱离党的当前中心工作，乱布置任务，乱提过高过急的要求，样样都想打歼灭战，以致使基层单位接应不暇，疲于奔命。这实际上是要使各项工作，不分轻重、齐头并进地“大办”，分散下面的精力，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和部署，抓住中心问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是同中央关于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油田的指示相违背的。这一时期，中央许多部门召开了过多过长过大的会议，不但加重了下面的负担，而且起了坏的示范作用，中央主管机关对此控制不严，是有责任的。
现在，摆在全党面前的严重任务是，在群众革命和生产的高潮面前，领导干部要更加头脑清醒、更加注意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高度珍惜和善于运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领导好，使社会主义的革命和生产建设工作持久的健康的向前发展。
中央认为，有必要向全党领导干部，首先是中央各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提出以下一些问题，请你们注意。
一、精简会议和表报问题。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检查、纠正任务多、会议多、表报多、文件多的现象。一切不是绝对需要的表报，必须全部坚决废除。会议必须尽可能减少，对于中央决定和指示的传达，要有通盘规划，有计划地进行，一切无准备的、没有内容的或者内容重复的会议都不要开，凡是开短会可以解决问题的就不要开长会，参加的人数可以少的就不要多。
二、报刊、广播的宣传问题。宣传，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要做扎扎实实的、科学的、冷静的促进派。要宣传可以普遍推广的先进经验。一切准备公开介绍的先进经验，都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反复核实。省、市、自治区党委以上的负责同志关于重大方针、政策性问题的讲话，除非经过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批准，不要任意登载。一切可能助长浮夸风和形式主义的宣传报道和广播以及文艺作品，必须坚决制止。
三、注意劳逸结合。各级领导在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的形势下，尤其要注意劳逸结合，关心群众生活，关心干部和群众的健康。现在有些企业随便加班加点、滥搞职工集体业余活动的现象，必须严格禁止。确实因生产需要必须加班加点的，也必须尽量减少，并且经过批准。群众集体的业余活动，不得过多，并且必须严格遵守自愿的原则。必须保证职工每天能有8小时的睡眠时间，使职工有一定的业余自由活动时间。
四、参观学习问题。参观学习是反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成功的、有效的方法。但是参观学习必须讲求实效，要派真正能够把先进经验学到手的人去。现在外出参观过多，使接待单位苦于应付，招架不了，妨碍生产和工作。各地在学解放军、学大庆的运动中，要注意学习外地的经验，但主要应该总结本地的先进典型树立标兵，借以推进工作。确实需要外出参观学习的，必须严格控制，人数、次数必须减到最低限度，到外省、市、自治区参观的，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查批准，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进行。
五、增加编制问题。现在，有些企业要求增加职工，中央一些部门也要求增加本系统的编制，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总的说来，我们现在的职工人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1958年以后乱增职工的教训必须记取，一定不能重犯。各级党政机关团体的总编制，非经中央批准一律不许增加。中央主管部门批准增加职工时，应该实事求是地作统盘考虑，原则上应该从严，凡不是绝对必需的都不要增加。少数企业、事业单位要求增加职工的，要由中央主管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派人下去，一个个地深入检查，首先要尽可能通过改进技术、改进设备、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效率来解决。确实非增加不可的，要经中央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并且首先要尽可能从各部门已有职工中调剂，绝不允许不经批准就擅自增加职工。
六、关于“五反”、“四清”和生产问题。必须继续抓紧进行“五反”、“四清”、社会主义教育和反修正主义教育。同时，必须抓紧生产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目前正处在紧张阶段，尤其必需抓紧，一切工作都应该服从生产的需要，只能促进生产，而决不能妨碍生产。革命工作和生产工作，必需密切结合，至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为重点，由各省市区党委因地制宜地决定，并且作具体部署。
以上几个问题，主要是向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机关提出的，中央希望你们详细地讨论和研究，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注意。
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的地方，应当继续努力发动群众。在群众运动已经开展起来的地方，则要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并且对薄弱和落后环节加强领导，继续教育、提高和发动群众。一般说来，现在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还是比较容易的，要持久地保持群众的积极性，把群众的干劲用得合理、“用在刀刃上”，却要困难得多。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很好地总结和吸取过去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好的东西要发扬，缺点、错误要防止。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要做冷静的促进派，把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高潮当中保持冷静的头脑，扎扎实实地在群众中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根据可能和必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还必须注意，各级领导同志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而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待工作中的问题。要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要提倡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做老实事，说老实话，既报喜，也报忧，既讲成绩，也讲缺点，领导同志一定要允许下级干部反映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那种不准别人反映矛盾，听到反映缺点就不高兴，因而使得下级同志不能畅所欲言地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思想作风，是错误的、有害的。
各级领导同志应当切实加强运动的领导，如果发现有上述那些问题，应当采取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去解决。因为上述各项错误缺点，还只是个别的和部分的现象，而且有些还只是萌芽，因此，现在不要开大会、做大报告、笼统地一般地纠偏，更不能向群众泼冷水，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如果群众有盲目提高生产指标、自动提前上班之类的缺点，应当采取启发、诱导、商议的方式，使他们认识缺点，权衡利弊，自觉纠正。
中央认为，在当前大好形势下，只要全党同志兢兢业业地工作，克服和防止上述缺点，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健康地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中央 1964年5月18日
5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三线建设问题。
5月28日，毛泽东与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各中央局负责人谈话说：
“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出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
“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
1964年6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会议简报上给吴冷西写了一段批语，他写道：
冷西同志：
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时间内，在北京地区或天津近郊去蹲点，至少5个月。家里工作可以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就作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另一个冬春，在城市参加“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
毛泽东 6月3日
6月4日，毛泽东翻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6月2日编印的《工作通讯》第131期。这一期通讯刊载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在1964年5月9日听取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情况汇报的消息及林彪对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他对林彪的那个谈话非常感兴趣，就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江青阅。并于6月5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毛泽东 6月4日
6月5日，中央文化部举办的由21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的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
周恩来在会演开始前夕，以书面形式指示文化部说：
“这次观摩演出和领导小组，应该邀请康生和江青两同志为顾问。”
彭真为此对陆定一、周扬说：
“堂堂的一个北京市千万不要让江青给指挥了，我们北京市还是有人才的嘛。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京剧改革的旗帜夺回来。”
陆定一和周扬及彭真等人研究后，准备在顾问里加上田汉、阳翰生、老舍、马连良、焦菊隐、陈云卫等人。后来不知道是谁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打来了电话，他严厉地说：
“这次演出的顾问必须是康生和江青同志，这是报告了毛主席的，你们要是不经请示乱加人，要小心后果！”
这一来，彭真只好对陆定一说：
“算了算了，就按照总理的指示办吧，我们只要在整体工作上加强领导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把会演的整体方向把握好，不要出其他的政治问题和艺术上偏差。”
就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现代戏观摩大会开幕前一天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时还说：
“我们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就是既要大力提倡演现代戏，又要整理、加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
再说6月5日这一天，齐燕铭主持了现代戏观摩大会开幕式，由沈雁冰在大会上致了开幕词。
这次观摩大会盛况空前，有29个剧团计2000多人参加了演出，先后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37个剧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