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下午，各种军事表演结束了，毛泽东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众人等来到了昌平县的十三陵，他乘兴拉着罗瑞卿一起在十三陵水库游泳，心情极其愉快。

接着，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会议室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编制第3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计划设想，他插话说：

“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3个因素。”

“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此后，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二是要搞接班人。”

“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要搞武器工厂。”“省对军队、对民兵要过问，你们省委第一书记都是政委，多少年不执行任务，只是空头政委，不抓军事，一旦发生问题，就会手忙脚乱。不管敌人从哪里来，要做到有准备，我们的国家就亡不了。各级党委都要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

“要把民兵很好整顿一下。从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整顿，组织上整顿就是基干民兵、普通民兵有多少，组织确定下来，有战士、班、排、连、营、团、师长，而且真正起作用。还有政治工作人员也要组织起来，一旦有事，拿起枪来就走。有人说，当3个月民兵精神面貌是不同啦。民兵组织要有组织，有兵、有官，要落实。现在许多地方不落实。要做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政治落实要有政治机构，有政委、教导员、指导员。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要分清民兵中的好人坏人，把坏人清理出去。要向民兵讲清，不论出了什么大事，不要慌慌张张，你慌张还能打胜仗？打枪，打炮，打原子弹，都不要慌张。政治上准备好了，就不慌张了，原子弹打下来，无非是见马克思，自古皆有死，死就死，死不完就干。把中国人都打死？我看就不见得，帝国主义也不会干，剥削谁呀！”

“只知搞文，不知搞武，只要人不要枪是不行的。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我们要有准备，打起仗来要靠中国顶住，靠修正主义是不行的。敌人打进来，我们就可以打出去。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军不够。不但要搞文的，还要搞武的，要制造枪。各级地方组织也要抓军事。”“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得快些，但不要毛糙。钱就那么多，这就不要把摊子铺得那么大，铁路两头铺就快些。”

“总而言之，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不要怕，无非是天下大乱，无非是要死人。总是要死的，站着死躺着死都行，不死就干，打死一半还有一半。”“对帝国主义不要怕，怕也不行，越怕越没劲，有了准备，不怕，就有劲。”

关于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

“关于和平演变问题，帝国主义说我们的第一代没有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个讲话灵不灵呢？我们希望他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赫鲁晓夫就是第3代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从苏共20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使帝国主义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3代或者第4代身上的预言彻底破产，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5条：

第1条，要经常观察和教育我们的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2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中央主席。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3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5个指头，4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世界上没有纯的物质，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24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我们党的历史有5朝领袖，第一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个没完。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95%。

第4条，要有民主作风，有事要跟同志商量，充分酝酿，要听取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们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对毛泽覃发脾气，敲棍子，他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我看他这个话有道理。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

第5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3个仗，胜2个，败1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死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人总是要死的，有老死、打死、淹死、飞机炸死等等，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后来，毛泽东讲的这5条内容，被写进了“九评”里面。

6月17日，从5月15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毛泽东委托刘少奇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作一下调整。于是，刘少奇就要求各省市以地区为单位，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集中工作队于重点县，上下左右同时清理。

6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中央6月15日的一封来信。毛泽东指示对此信暂不理睬，先发表了“九评”再说。

6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列席会议的吴冷西到场时，陆定一已经在座，彭真也参加了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续到场。毛泽东首先对吴冷西说：

“今天找你来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人民日报》1961年12月发表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做过交代，一直没有检讨，也没有批评‘有鬼无害论’。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抓阶级斗争，但《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对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做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

他指着吴冷西，接着说：

“你搞中苏论战文稿，一年多没有抓报社工作。你一定要到报社去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讲，也同新华社讲一讲。

《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国际宣传也有成绩。但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创办开始我就批评这个缺点，但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你们的《学术专刊》是我逼出来的。过去《人民日报》不抓理论工作，说是怕犯错误，说报上发表的东西都是100%正确。据说这是学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真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

6月23日，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人接见了参加现代戏观摩大会的各个演出团、观摩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及创作人员，一共有300多名戏剧工作者，并和他们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座谈会。周恩来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大演现代戏是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的，我们的戏曲工作者一定要把毛主席关于文艺方向的指示贯彻到底，一定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辩证关系，在处理戏曲革命的中心也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大家要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康生在讲话中说：

“我们的现代戏是要有社会主义的革命内容的，要警惕有人搞反革命的现代戏。因为现代戏，革命的人们会使用，反革命分子也会使用，我们不能让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的阵地搞颠覆我们政权的活动。”

江青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她说：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戏曲应该是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如果把握不好这个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我们应该深思一下，我们的戏曲究竟是为六亿几千万工农兵服务呢？还是为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呢？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3000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90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80多个是文工团，其余2800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90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个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江青还在讲话中3次赞扬了上海市委，她说：

“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的。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

“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张春桥也在这次全国性的会议上亮了相，他着重介绍了上海领导创作现代戏的经验，他说：

“我们在江青同志的指挥下，一开始就把排演现代戏的问题提高到无产阶级占领文艺阵地的高度，提高到我们的文艺和戏曲究竟是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这就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今后的方向。我们决心紧跟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按照江青同志提出的创作革命现代戏的要求，闯出一条属于无产阶级的崭新道路来。”

会后，陆定一和周扬等主管文化艺术的领导人请示彭真等人说，周恩来总理认为这次座谈会非常重要，我们该如何宣传？彭真等人说，一是不需要在全国广泛传达，二是要求新闻界采取“不宣传、不报道、不讨论”的方针。就这样，他们压下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和张春桥的讲话。

6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他在谈话中关于人的改造问题说到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说：

“溥仪现在在全国政协搞文史资料工作，他自由了，可以到处跑了。过去当皇帝他好不自由。过去当皇帝时他不敢到处跑，是怕人民反对他，也怕丧失自己的尊严。当皇帝到处跑怎么行？可见人是可以改变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说：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尔及利亚，是我们叫本·贝拉革命的吗？以前我们认都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求支持，我们就给他们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1950年到1953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

6月24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等，他在谈话中说：

“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

关于军事理论问题，毛泽东说：

“1936年，红军大学要我去讲革命战略问题。好，我就看参考书，考虑怎样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讲义。我看了国民党的军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也看了一点苏联编的军事资料和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等，主要是总结中国10年内战的经验。写的讲义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没有写完，还有关于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等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主要部分写好了，我就不讲了。有书，你们看就是了。红军大学的同志帮了我的忙，他们不叫我教书，我就不会去写。当教员也有好处，可以整理思想。”

6月24日晚，毛泽东利用王海容放暑假的机会，用很长的时间和她谈了话。

王海容是在北京化工厂当了一个时期的徒工后又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她时常穿一身朴素的服装，方口布鞋，留齐耳短发，戴眼镜，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毛泽东在和她的谈话中了解了学校的情况，同时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见解，主要内容如下：

王海容：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出现了反动标语，还有用英文写的，就写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毛泽东：他写的什么反动标语？

王海容：我就知道一条，是“蒋万岁”。

毛泽东：英文怎么讲？

王海容：Long live 蒋。

毛泽东：还写了什么？

王海容：别的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还是章含之告诉我的。

毛泽东：好嘛！他多写一点儿贴在外边也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哪？

王海容：不知道他杀人不杀人，要是查出来，我看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毛泽东：只要他不杀人，就不要开除，也不要送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给大家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王海容：大概有三千多人，其中包括教职员。

毛泽东：你们三千人中最好能有七、八个反革命分子。

王海容：出了一个就了不得了，还要出七、八个，那还了得！

毛泽东：我看你这个人哪，看到一条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王海容：为什么要七、八个呢？

毛泽东：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做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王海容：我们学校贯彻阶级路线，这次招生70％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他就是干部子弟，军烈属子弟等等。

毛泽东：你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

王海容：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都很好，我能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毛泽东：他们和你关系好不好？他们喜不喜欢和你接近？

王海容：我自己认为还不错。

毛泽东：这样就好。

王海容：我们有两个干部子弟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日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日班里和级里开会，他也不参加，大家对他很有意见。

毛泽东：你们教员允不允许你们上课看小说、打瞌睡？

王海容：不允许。

毛泽东：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自己多看。我看你讲的那个学生，将来有所做为。他只是星期六不参加会，他就只是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个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二点再回去。谁要你们星期天晚上开会嘛！

王海容：现在我们这里尽星期天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部会，要不然是级里开会，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每个星期天晚上都有会。

毛泽东：回去后，你要带头造反，星期天不要回去，开会你就是不去。

王海容：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天一律都要回去，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毛泽东：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要破坏学校制度。

王海容：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毛泽东：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学校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学校应允许学生造反，回去你就带头造反。

王海容：人家会说我，毛主席的亲戚还不听毛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毛泽东：你这个人哪，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啦？你就说正因为我是毛主席的亲戚，才听他的话，正因为我听了他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这个人都是一些形而上学。

6月26日，江青把现代戏剧观摩大会办公室在6月24日为送审她《谈京剧革命》的讲话记录给她写的一封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谈京剧革命》的记录稿，在那封信上批道：

已阅，讲得好。

6月27日，中宣部文艺局起草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未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修改），由江青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在报告上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语，应该是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3个批示。

欲知毛泽东在文化艺术领域还采取了什么重要措施，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3年11月、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对文艺界的3个批示（很多书籍和资料只讲“两个批示”），是向封、资、修文化艺术发起进攻的3颗信号弹。下一章将要讲到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立，便是他采取的第一个重要的行动措施。这个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能够完成“文化革命”的使命吗？请读者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