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话说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文章中写道：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此后，杨献珍被撤销了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很多与他学术观点相同的人，也先后受到了批判。
7月17日晚，毛泽东观看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7月23日晚上，毛泽东观看了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很高兴。他对江青说：
“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他还说：
“剧名可以改为《沙家浜》。”
于是，编剧汪曾祺在江青的主持下，就把《芦荡火种》改编为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京剧《沙家浜》。有人提出：
“剧本很重要，是不是让主席过目。”
江青觉得这个提议很好，就把剧本送给了毛泽东。几天后，汪曾祺和其他几位创作人员接到通知，说毛泽东晚上8点要和他们谈谈剧本。
这天晚上，汪曾祺和于会泳等人如约来到毛泽东的书房。
于会泳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曾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担任作曲系党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个东西方音乐都会并且表现力很强的人物，就大胆地启用了他。
且说毛泽东半坐半躺倚在沙发上，说：
“曾祺，你是会写戏的，怎么忽然变得不会写戏了呢？”
汪曾祺连忙站起身来，说：
“请主席多加指点。”
毛泽东首先谈到了《沙家浜》，他说：
“胡传魁、阿庆嫂、刁德一塑造得好，兵的形象不够丰满。指导员的音乐形象不成功。这个戏的风格，后边是闹剧，戏是两截。秘密工作要和武装斗争相结合，戏名还是叫《沙家浜》好，事情都出在这里嘛。不要亮相是不对的，指导员和兵在一起，没亮相。开打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的。”
关于《智取威虎山》，毛泽东说：
“这个戏反面人物的戏太重，要加强正面人物的唱，不要把杨子荣搞成孤胆英雄。这里面的一句唱词叫‘迎来春天换人间’，我看‘春天’还不如用‘春色’好。”
毛泽东又亲自修改剧本，他在杨子荣“打进匪窟”一场中又加写了一段唱词：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剧中“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样。像‘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些词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都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汪曾祺、于会泳在江青指导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复排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使之名声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的样板戏。于会泳还是《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等剧目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
在那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人说《沙家浜》剧组1966年上半年在上海演出前，江青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审查她亲自物色的饰演阿庆嫂的B角演员洪雪飞彩排时，偶然发现坐在她身边的A角演员赵燕侠没有穿毛衣，就送了两件毛衣给赵燕侠。后来，江青发现赵燕侠没有穿她赠送的毛衣，一怒之下就把赵燕侠赶下了台，换上了B角演员洪雪飞。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的“毛衣风波”。笔者以为，江青送赵燕侠毛衣应该是确有其事；但说江青因赵燕侠没有穿她送的毛衣就一怒换人，正像其它污蔑江青的“假发”“撒泼”等谣言一样，纯属无稽之谈了！诸君若不相信，请找来洪雪飞和赵燕侠的演唱音像，对比一下她们的音质和演唱风格，就明白江青换人的真实原因了。
且说在7月27日，毛泽东召见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
7月29日，毛泽东为《天津日报》重写了报头，这是他为地方报纸重写的第一个报头。在几个大字下面，他又用铅笔给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写了一封信：
万晓塘同志：
《天津日报》报头写得很不好，现拟重写过。送上重写的四字，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再行写过。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
毛泽东 7月29日
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对苏共6月15日来信的复信，同时刊登了苏共6月15日来信的全文。
7月31日这一天，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结束，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彭真在闭幕式上致词，副组长陆定一做了长篇讲话。小组成员康生在讲话中，点了一连串“毒草”的名，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以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等。小组成员周扬在闭幕式上做了总结报告，他说：
“在文艺上，文化部曾经提出了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和拜师学徒的口号，这是对的，并不能说成是搞封建主义和才子佳人。就是对那些已经被公开批判的代表人物，我们也要采取让他们继续革命的态度，错了就错了，改了就好。田汉、孟超不要紧张。”
1964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把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论。社论对7月31日结束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进行了高度的赞扬。
8月1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各部门干部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大会上，推广了他的夫人王光美所总结的四清运动“桃园经验”。
原来，王光美是在1963年11月底受刘少奇委派，担任工作组副组长，化名为董朴，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去蹲点搞四清运动。王光美在1964年春节前从桃园回到了中南海。刘少奇和她在春节期间谈了四清问题，这次谈话内容被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题目是：《同王光美谈四清》。1964年3月27日，刘少奇又给“董朴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谈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王光美在4月底结束了在桃园的蹲点工作，回到了北京。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报告详细说明了农村搞四清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问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桃园经验”。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的基本方法是：扎根串联，秘密工作。她工作的结果是证明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桃园经验”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
刘少奇在推广王光美“桃园经验”的讲话中，还强调说：
“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自终的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联，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95%，共同对敌。”
江青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大为惊讶。她回到家里，对毛泽东述说此事。她还说：
“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才做秘密报告反对他。现在你还没有死，人家已经做公开报告反对你了。”
后来，李雪峰在几十年后对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那些关于揭发刘少奇的材料问题作了解释，他说：“我当时认为刘少奇有一定的野心，表现在他总是时时都在和毛主席争地位。毛主席对四清已经搞了一个《前十条》，在此基础上刘少奇非要搞一个《后十条》。”“他非要把他的老婆派到桃园，搞了一个所谓扎根串联的经验，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是一个形左实右的东西，夸大敌情，把农村说得一团漆黑，主张四不清的干部要倾家荡产搞退赔。胡说团结95%的干部是团结95%的群众的前提。这实质上是要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戚本禹回忆录》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一些高层领导人有过这样的描述：“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3次家，第1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2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3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3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3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它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期啊！至于邓小平，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调“五马” 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邓小平后来还发展到强奸女护士。这个是后话了）。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旗鼓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
且说在8月2日，美国政府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下令美国舰只在北部湾继续巡逻，同时调集大批战舰驶入越南海域。
8月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
“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当然，阴谋也是智谋。”
8月4日，美国派遣飞机袭击了越南海防巡逻舰的供给设施。
8月5日，美国派遣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的义安、清化、鸿基等沿海港口进行轰炸。
8月5日这一天，刘少奇根据中央的决定，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田家英也参加《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去广州的前一天，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
田家英在飞往南方的专机上，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给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8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
毛泽东在政府的声明稿上曾写了这样一个批语：
“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批语中所说的行动，是指他原来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考察整个黄河流域，直至黄河源头一事。为此，他在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一边做准备，有空便练习骑马。现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径，使得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了。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昆明军区某部泅渡金沙江经验的报告中作了批示，他写道：
瑞卿同志：
此件看了，很好。是否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部队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试验学游泳？军委是否已发出了指示？
毛泽东 8月6日
写罢，又想起要嘱咐罗瑞卿，他写道：
“条件不好，主要是：一、有血吸虫及其它毒害的河流、池塘。二、有大漩涡的河流地段。三、有鲨鱼的海中。此外，部队中总有一部分人不适宜游水的，不要强令人人都下水。”
8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湾”决议案，宣布授权约翰逊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袭击。”这实质上是美国公开侵略越南的宣战书。
8月10日晚，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奇袭白虎团》，当听到饰演严伟才的演员道白：“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叫作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毛泽东笑了，对身边的陪同人员说：
“这些话不都是我讲的吗？这个戏修改时要做到声情并茂。”
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了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部起草的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
此前，中央军委常委会为保持人民解放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增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曾拟出了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减薪方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到北戴河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毛泽东把手一挥说：“减！”
贺龙又请示说：
“是不是把军衔牌牌一起取消算了？”
毛泽东说：
“取消，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
关于军衔问题，毛泽东以前就曾几次说过：
“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后来在1964年1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了一个《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军委办公会议已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意见》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其理由是：“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