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8月12日晚，毛泽东观看了山东淄博、青岛京剧团合演的《红嫂》，在演出结束时，陪同人员问他上不上台接见演员？毛泽东爽朗地说：

“省里剧团我上了台，地区来的怎能不上呢？上！”

来到舞台上，毛泽东问剧团负责人：

“你们团还有没来的人吗？”

负责人回答说：

“还有几个道具工人。”

毛泽东说：

“来，都叫来。见见面嘛。”

第二天，李讷到剧组来玩，演员们问她：

“毛主席喜不喜欢我们的戏？”

李讷笑着说：

“我听爸爸讲，山东一下子出了两个好戏，不简单。”

8月14日，中宣部根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的指令，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

8月17日，毛泽东会见了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利用戴高乐对美国进行斗争。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看出我们有这一点。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他也需要我们。所以我们把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第一个第三世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像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他们同美国会有冲突。有些国家现在还不明显，例如日本、西德。估计5年、10年之后，他们会要站起来的。这些国家的垄断集团、大资本家是不会甘愿受美国控制的。现在已经看到一些征兆。就连英国保守党中一部分人也不赞成同美国合作得那么紧。”

8月18日，毛泽东对《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100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自此以后，全国各大报刊开始对《李慧娘》、《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文艺作品进行批判。

8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回信。

刘少奇的来信是在广州写的，他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部署提出了一个新建议：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8月16日的来信收到，我于昨天（17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18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10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毛泽东 1964年8月18日

即送邓、彭、康生、朱德、贺龙、荣臻、瑞卿、伯达、冷西阅后，请尚昆印发。

8月18日下午， 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人谈哲学问题，他说：

“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列宁讲过，凡事都是可分的。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庄子说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一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一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毛泽东继续说道：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3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下去。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学生统统下去。去5个月，有始有终。”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300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又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柳宗元写了《天对》，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作了这么一篇。”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5遍。不少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4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4回《葫芦僧错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4大家族：‘假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4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300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200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8月19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

“第2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10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它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中说：

“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的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件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来到北戴河，交给了毛泽东。

8月20日，毛泽东召见正在北戴河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征求他们对刘少奇16日来信的意见。李雪峰说：

“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

陶鲁笳说：

“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4000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

毛泽东说：

“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

李雪峰建议说：

“是否到10月工作会议再议？”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说：

“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

他又打电话给在昆明的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

8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工作时插话说：

“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来、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

8月20日晚，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李敏带着儿子宁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看望爸爸。回到家里，她见父亲正在休息，就在外边逗着孩子玩。

“妈妈，小金鱼哭了。”

宁宁看着院子里养鱼池里的小金鱼说。李敏说：

“小金鱼不会哭。”

“它听话吗？”

宁宁说着，伸手就要抓小金鱼。李敏拉住了儿子的手，说：

“小金鱼离开水会死的。宁宁听话，不动它。一会儿妈妈带宁宁去看姥爷。”

李敏抱着孩子走进爸爸的卧室，宁宁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李敏哄着宁宁，回头一看躺在床上的爸爸，也吓了一跳。原来爸爸身上盖着个雪白的单子，只把在北戴河期间晒得黑黑的脸膛露在外面。宁宁可从来没见过姥爷这样的形象，怪不得害怕了。李敏想给儿子找一点吃的，哄着他不哭，就说：

“爸爸，您这儿有点心吗？给宁宁点，逗逗他，他就不哭了。”

“没有点心。只有糖。”

毛泽东说着，并不起身动手给外孙拿糖。李敏说：

“只拿一块，就一块。”

说着，就给孩子拿了两块糖。宁宁拿到糖后，既高兴又委屈地望着外公，小手使劲地攥住糖块儿。毛泽东说：

“莫得如此惯着孩子。”

李敏感到爸爸对外孙似乎有点不近情理。她心里想：“爸爸过去对我都不这样，对宁宁怎么这样？”只听爸爸又说：

“小孩子，莫要惯他。”

8月23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有44个国家和地区367名科学家参加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代表团团长。在负责接待工作的周培源介绍到日本代表团团长、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及其物质无限可分的理论时，毛泽东握着坂田昌一的手说：

“你的文章很好。我读过了。”

坂田昌一听毛泽东这么说，十分惊讶和喜悦。

后来于光远在陪同科学家们游览颐和园时，向坂田昌一说明了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引用列宁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述，赞赏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于光远还说，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中子又有反中子……坂田昌一感慨地说，可惜我原来不知道毛泽东1957年讲过这些话，如果早知道，我的文章一定会引用的。

坂田昌一回国后，在《北京科学讨论印象记》、《北京科学讨论会杂记》等文章中，多次讲到毛泽东的这一见解。他还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8月23日晚，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又找出了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的坂田昌一的论著《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亦即《关于基本粒子的对话》）。坂田昌一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恰恰与他在1955年的预言相吻合。毛泽东对坂田昌一的文章十分赞赏，他一边看，一边还在上面作了一些批注。

8月24日，毛泽东让林克邀请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到他的住处座谈。

下午1时许，于光远和周培源一起来到颐年堂，工作人员把他们领到了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此时的毛泽东刚刚睡醒，还穿着睡衣，靠在床头上看书。他见周培源、于光远来了，就说：

“我习惯在床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