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17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 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9、10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6月、7月、8月、9月，现在10月，5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28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1921年起到1949年，21、31、41到1949年，28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28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17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5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自从去年11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11月、12月，今年1月、2月、3月、4月、5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5月16，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么，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4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10个书记，就要有7个或者8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2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4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4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150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17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10月25日晚上，华灯高照，长安街上行驶着几辆红旗轿车。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驱车赶到钓鱼台，向毛泽东汇报有关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情况。
毛泽东在他们的汇报中，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对靶场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感到十分满意，说道：
“古今中外，前所未有啊！”
他又问聂荣臻：
“还是你去现场主持发射吗？”
聂荣臻说：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就坐飞机去。”
“好，你是一贯打胜仗的，常胜将军嘛。”毛泽东说着笑了起来，他又说：“不过，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这次让你去要准备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搞试验嘛，哪有不冒风险的。”
10月2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题目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他说：
“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当官做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
“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陈伯达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
10月27日，钱学森协助聂荣臻现场指挥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9时，核导弹起飞，9时9分，经894千米的飞行，核弹头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靶区上空569米的预定高度爆炸，爆炸威力为1.2万吨梯恩梯当量。
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国家在本国国土上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能用于实战的核导弹。到这一年为止，中国一共爆炸了5颗原子弹。
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顺利结束。
陶铸在会后曾说他是在毛泽东的司令部里工作的，还说他自己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人将这个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连声说：
“他讲这些话也不害臊！他算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
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
1966年11月3日，是毛泽东第6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日子。
此前，河南省南阳地区的红卫兵代表团1000多人，分乘十几辆插满红旗的大卡车，一路笑声一路歌，奔赴许昌火车站，在那里换乘火车，向着北京飞驰。他们在丰台火车站改乘大卡车，不久，便欢天喜地进入了首都北京。当他们路过长安大街首次望见巍峨的天安门城楼时，东方天际已经呈现出了一抹红霞。煤炭科学研究院招待所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这一批客人。这些出身于小城镇和农村的红卫兵和师生，感受到了无比的荣幸和温暖。
11月3日一大早，河南省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拿着分发的面包和水果，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广场出发了。他们一到东长安街事先划定的位置上，就被广场上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歌的海洋感染了，大家无比兴奋地放开喉咙，唱起了那最熟悉的旋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上午近11时许，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女播音员那清脆激越的声音：
“毛主席来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广场上立刻响起了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泽东在城楼上同其他领导人一一打招呼，还特意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问候了他夫人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作了回答，并向毛泽东表示：
“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
毛泽东说：
“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林彪代表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进行这样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实行这样的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要采用各种形式复辟，剥削阶级就会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
这样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实行。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于互相商量，不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不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不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教，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时刻终于到了，河南省代表团的红卫兵和师生有幸作为距离天安门和金水桥最近的第一路纵队，欢呼着由东向西挺进，来到金水桥边，非常清晰地仰视着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只见他老人家身着绿军装，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微笑着向广场上的人们挥手致意。林彪站在他的身边，手举《毛主席语录》，来回舞动着。周恩来站在毛泽东的另一边，满面笑容。江青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她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走到这一端，显得非常兴奋。刘少奇则面无表情地站在后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
看着亲切而又慈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人们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谁也不想再往前走了，跳着，欢呼着，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淌。突然，毛泽东将右手一挥，高喊了一声：“人民万岁！”老人家的呼声，像一道召集令，前边已经走过去的队伍又折转了回来，后边的队伍也拥了上去。
“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领袖的声音和百万红卫兵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这一首震撼人心的交响乐，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久久回响着……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休息（可能是第3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就对主席说，你已经那么多次接见红卫兵了。现在天气也转冷了，是不是可以暂停下来了。主席听后说，他年轻时候，在广州见过孙中山，那情景使他终生难忘。他觉得孙中山是个很谦虚的人。后来孙中山对他很重视，很信任，安排他当了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委和代理宣传部长。他对孙中山也很尊重，说他这辈子做事情都要对得起孙中山。他又说，列宁去世得过早，在苏联的青年人中见到过列宁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见到他，将来好继承老一辈的事业，革命到底。他说，接见那么多的红卫兵，不能休息，一天下来，确实很累，回去后躺在床上脚还痛。但是我还是要接见。我们将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我说，他们都还是些小孩子。他说，对了，我们今天的事业不都是靠当年的那些小孩子干的吗？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在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我们的事业。他还说，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主席说得很诚恳，我们听了都很感动。”
11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和周恩来。黎笋在谈话中说，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所给予的巨大援助。毛泽东重申，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1月9日，是毛泽东第7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天，不少人对周恩来安排的场面有些担心，叶剑英也提出了安全问题。他说，要给毛泽东搞一套防弹服穿上。汪东兴表示反对。叶剑英还是坚持弄来了一套防弹服。汪东兴只好把它送到毛泽东的住地游泳池，他说：
“主席，我受叶剑英同志的委托，给你送这个防弹服。”
毛泽东摆摆手，意思是赶快拿走。他说：
“如果说你们怕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人民群众不会搞我的，坏人想搞我也搞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