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
话说1966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社论中写道：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这篇社论起草人之一的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关于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概念的背景和过程，是这样说的：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1966年8月到9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焰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是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知道。”
后来，周恩来看了《人民日报》转发《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后，很不理解，就把《红旗》杂志负责人王力找来，问道：
“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
王力回答说：
“这是主席定的。”
周恩来说：
“我要去问主席。”
关于《人民日报》报道10月1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所发的照片，世人一直流传的“换头术”确有其事。据《戚本禹回忆录》说：“陶铸对邓小平很有好感。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时候，身边并没有邓小平。可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新闻照片上，陶铸却把在主席身边的陈毅的头去掉，换上邓小平的脑袋，造成邓小平出现在毛主席身边的假象，被人称为‘换头术’。这件事被新华社揭发出来了，拿到了中央的会议上。在怀仁堂开会的时候，我看到陈毅大发脾气，骂道，他妈的，龟儿子，日你祖宗，把我的脑袋都给割了！这时，陈伯达也不出来劝，在那里吃吃地笑。总理说，这事就不要再闹了，纠正过来就是了。可照片已经印在报上了，怎么纠正？”
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中央在转发的批语中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工原原本本地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10月6日上午，全军军事院校师生10万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陈毅、叶剑英和3总部及诸军兵种领导人到会，他们绕场一周，与师生们见面。
陈毅、叶剑英先后在动员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说：
“中央最近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从1928年起经过38年的观察（林彪同志在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他在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各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中，特别是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是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岁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59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目前，他是最优秀、最年轻、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接着，叶剑英宣读了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10月7日，毛泽东的二姑家表侄贺凤生第2次来到北京，要见毛泽东。贺凤生一见到毛泽东就气鼓鼓地说：
“主席，听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您亲自点燃的？”
“怎么啦？”
毛泽东惊奇地问道。贺凤生说：
“下面又在骂娘呢。如今硬是乱套了。”
他端起茶杯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毛泽东见他这个样子，笑了，说：
“你贺凤生还是那样敢讲真话，还是那样可爱。慢慢说。”
贺凤生说：
“现在红卫兵到处破四旧、立四新，破得真叫人心痛。老祖宗积攒下来的一些古董全当四旧破坏了，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碎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呈祥、百鸟朝凤的图案也打碎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付之一炬。一床被面担把谷，种田人心痛啊。绣花鞋、裹脚布当四旧之物展览，雪花膏当作资产阶级生活用品扔了，太可惜了。不搞封建迷信是对的，问题是破四旧破过了头，行政命令打烂了人家的祖宗牌子，打烂了天地君亲师的神牌，换上毛主席像。下面开始把您老人家当活菩萨在敬，您晓得不。”
毛泽东笑着说：
“难怪我天天打喷嚏，原来是你们在骂我呀！”
贺凤生接着说：
“从社教以后，好多人学会了整人。如今不当官的也跑不脱。隆庆大队有个社员，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买了一张毛主席像，想挂在堂屋里，不知怎么弄破了。有人一检举，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卫兵给他戴了高帽子。”
“啊？竟有这样的事？”
“这还不算。最有趣、最可怕的是背语录。如今看病的背‘救死扶伤’，吃饭的背‘勤俭节约’。有的人甚至连吵架都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
“对此你持什么态度呢？你贺凤生背得出好多语录呢？”
“我是程咬金明人不做暗事，不瞒您老人家说，我宁愿去耕几亩地，也不愿去背语录。好多字我不认识，我只喜欢‘为人民服务’这一条。”
毛泽东闻言笑了，他点燃了一支烟，严肃地解释说：
“文化大革命是中央会议通过的，原来只想冲一下少数干部的官气，想不到影响这么大。中央是要采取措施的，任何党政，任何个人，都可能在工作中犯错误，中央也一样，也可能犯错误，犯了错误就应该改正。你们那里动不动戴高帽子肯定是不妥的。这些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我和周总理下去，不碰上你贺凤生，怕没有敢向我提供这么真实的情况。你贺凤生比1961年那次来又进步多了。”
贺凤生问：
“我回去以后该干什么呢？”
毛泽东说：
“你要多学习，要多读书，多为党的事业担重担。”
贺凤生说：
“我一定要多学习，多读毛主席的书。”
“你也学会了拍马屁。不是多读我的书，要多读马列的书。我最讨厌人拍马屁了。我看，你还要当几年支部书记。”
贺凤生现在担任着生产大队长，毛泽东因有是说。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前，贺凤生成为湖南省革委会常委、岳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4人核心小组成员、华容县革委会副主任。他曾经说过：“我这个人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脾气可不小。但凭良心说，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我丝毫没有因我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亲戚而沾沾自喜，也不想打着他老人家的旗号去求得什么特殊照顾。我对党和人民是忠诚老实的，我从没有借用毛主席的牌子害过人，而总是想方设法为群众做点事。”就这样一位“想方设法为群众做点事”的“忠诚老实”人，在毛泽东逝世后也被一撸到底，退居二线时挂衔一个钱粮湖农场副场长，所值得庆幸的只是他还没有遭受过牢狱之灾。
且说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委负责人。
10月13日，毛泽东对下一次如何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问题，作了批示，他写道：
“下次接见，采取阅兵式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包下来。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的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后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去。”
10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指示，要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按《十六条》、《前十条》和《二十三条》进行。
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主要内容如下：
一、形势大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失败。大好的形势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8月18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3次接见群众和国庆检阅规模之盛，在国内外罕见。毛主席与群众在一起，说明他总是信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幸福，我们要向他学习、再学习。两个多月以来，自从《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的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运动更深入、更发展。
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更大的高潮，伟大的红卫兵运动推动中外，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文化大革命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来得汹涌澎湃，是国际上更深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它引起了帝、修的恐惧，庸人为之目瞪口呆。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并未全部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实行……”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
《十六条》纠正了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但错误路线又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有些人不执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亦即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部分未改造的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的不相容。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叫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但错误路线的某些代表人物却反对，他们搬来国民党的“训政”来对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比作诸葛亮，把运动引向相反的道路上，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领导人把工作组强加于群众，不过是为了强行推行路线罢了。工作组撤了，但有些反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人，仍用各种办法推行他们的路线，如违反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推荐出一个他们理想的“筹委会”、“革委会”……，甚至当各地大量革命师生来京见毛主席，也有一部分人跟着来“串联”，企图打击来京革命师生。9月25日，我同文革一些同志接待一批来京师生，我曾有个建议：如高干子弟在各校、各单位文革中占有领导地位，最好让给工农兵、普通干部子弟担任。高干子弟把持领导地位是不利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和他们自己都无好处，但如高干子弟有的的确很好，群众选他，我也不反对，但调查材料说，有人听了我的话，很快就采取对付措施了。他们说：中央有指示，高干子女不做红卫兵领导，于是辞去职务，指定了“立场最坚定”的人来担任。花样是很多的，有些同志对于这些花样津津乐道。
毛主席8月7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说：中央及省市有些同志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把无产阶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群众，施行白色恐怖，还自以为得意。有人仍不听毛主席的话，置之不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是资产阶级本能地在他们头脑、行动中起作用。
毛主席在解放前夕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历史的阶级斗争的确如此，被敌人威胁利诱，潜移默化，站到敌人一边，先进的变为落后，落后的变为先进，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地表现出来。我们有些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做官当老爷，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得一干二净，毛主席批评的官、暮、娇、骄四气他们全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能让群众触动他们的缺德（不是缺点，是缺德），而是只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动员一批群众保他们自己。四川南充一个妇女的话应当读一读，我引她一句话。她对两个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个学生都搞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出这么多的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这位普通妇女的话是何等中肯，何等尖锐，何等深刻！一位退休老工人说：“革命的地委还要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又不是旧政府，为什么怕群众？”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得多么明白，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通者！比某些干部不知高明多少倍。事实是摆着的，两条路线还在斗争，还在继续，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