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老红卫兵”召集十几万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
吴德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首先，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今天，大家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声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大会，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我们决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从文革一开始，叶剑英的态度就很积极。在毛主席面前，他都是以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面貌出现的。当时我也认为他反对彭真、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真实的。”“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后的一天”，“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笔者注）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叶向真所在艺术学院的院长——笔者注）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她说，总理那么忙，我哪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3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12月初的一天中午，总理打电话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又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后来叶向真跟我说，总理找到她了，要她把人交出来。她说，总理真是个谈判高手，她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总理两句话就让她答应了他全部的条件。总理说，你现在把人交出来，你要开会批判，经过我们研究批准以后，就交给你们去批斗。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杨尚昆你们是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你现在把人交给我，到时候我把杨尚昆一起交给你们去斗。”“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咱们别去掺和。可总理不同意，总理说，这么大的事，中央文革一个也不去，不太好。所以，后来总理就要我和王力、关锋几个人应卯式地去参加了大会。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那个批判会开得很没有水平，斗彭真的时候就是喊喊口号，念念稿子；罗瑞卿腿摔断了，就把他放在一个箩筐里抬上去斗，弄得群众都看不下去；斗陆定一的时候，陆定一很紧张，一直在大喊大叫；而斗杨尚昆，就根本没有拿出什么材料，连窃听器事件都没说。”“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
且说12月15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指示中写道：
“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余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
12月15日这一天，在1966年9月间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三司”，在北京首次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12月16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有一万多名群众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能参加的人都出席了大会。与会群众揭发和控诉了“联动”的血腥暴行，群情激奋。
江青听了群众的掲发和控诉，非常气愤，她在发言时问：
“究竟是谁在后面支持‘联动’无法无天，乱打、乱抄家的？”
这时下面就有人递条子上来，说是国务院的周荣鑫、雍文涛和许明。江青就当场点了周荣鑫和雍文涛、许明这些人的名，叫周荣鑫、雍文涛站起来。
江青对“联动”、“西纠”的错误口号和行为进行了批评，她还生气地说：
“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
关于许明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叫周荣鑫、雍文涛坐下去。会议一结束，江青就走了，也没说把他们俩怎样。这时，会议主持人就来问我对他们俩怎么处理，他们俩也都看着我。我说，让他们回家吧。会后，许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和许明平时很熟，她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是孔丹的母亲。国务院的群众来信、来访是由她负责的。而我是管党中央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的，所以我们平时在工作上经常有联系，彼此都很信任的。她在电话里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让她停止工作，好好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帮助她去跟江青去说明一下。在电话里她都哭了。她说，她儿子孔丹搞‘西纠’的事，具体情况连他父亲孔原都不知道，总理更不知道。她说，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都给予了他们一些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但对他们所干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希望我能为她说说话。我相信她说的话，所以我对她说，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会为她说话的。她向我表示了感谢。和许明通话的当天，我碰到江青就跟她说，许明给我来电话了，她说她也不知道‘西纠’、‘联动’所干的那些事。我说，也许她说的是真的。她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还说，等她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情。可是，在许明与我通话的第二天，总理告诉我们，许明自杀了。当时我的心为之震惊，也很哀伤。因为她工作实在、为人不错。这以后，对于许明的死，总理就再没有提起过。我知道他也是很哀伤的。对许明为何自杀，我想不应只是来自江青那天点名的压力。文革运动初期，许明一直负责国务院接待站的工作，受资反路线打击的师生，如地院李贵、清华的蒯大富都去那里上访投诉过工作组。许明当时的态度应是支持维护工作组的。在蒯大富投诉后，传到清华的许明讲话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依赖的。蒯大富在6月21日《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上关于夺权的批语是反革命的。’……这些情况中央文革的简报都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有过态度鲜明的批示：‘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江青点名会使许明联想到毛主席对她的批评。其压力之大确实是她难以承受的。”
再说12月17日，江青在全国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再次批评“联动”和“西纠”，她说：
“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作不出大的事业来！”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最近这几天，我们对于中学里头极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纠察队员，我们实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规定，拘捕了他们。因为经过我们的教育，屡教不改，所以我们把他们拘捕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当然这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啰。因此这个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沾污了，所以我现在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地主动地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
关于这一段历史，《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时至今天，‘西纠’的许多成员竟为他们当年的行为高唱赞歌，认为他们保护‘老干部’有功，而对‘西纠’与‘老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却认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但他们同时又把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暴力与破坏行为归咎于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
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说：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于是，“首都三司”便到处张贴大字报，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几乎是与此同时，江青到清华大学去找刘涛和她的弟弟刘允真姐弟俩，让他们揭发刘少奇，她叫着二人的小名问道：
“涛涛，丁丁，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刘涛和刘允真是刘少奇的第3任妻子王前所生，他们是刘少奇的第4、第5个孩子。江青说明了原委，叫他们去见生母王前。果然，刘涛和弟弟去见到了自己的生母王前。此后，刘涛就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刘少奇，其中说到刘少奇在和王前结婚时“瞒了10岁”，还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一时震动了清华大学，震动了北京，震动了全国。后来，刘少奇就此事解释说：
“我虽然结过6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的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扬力。他在和扬力的谈话中说：
“一大群人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群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要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作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80%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
12月26日，中国第1颗地对地中程导弹发射试验，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73周岁生日。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1966年12月的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多次向主席说，希望在毛主席生日的那天与主席一起吃个饭，以为庆贺。主席一直未作答复。12月26日下午4时许，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我，并要我立即通知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一共6个人，于下午5时到中南海主席家里同主席一起吃饭。我特地问，要不要通知康生？徐业夫回答，不要。我随即用红机子分别通知了各人，大家接了电话都非常高兴。
5时前，我们就来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主席和江青在家里接待了我们。那天一起在场的还有李讷、毛远新、汪东兴、徐业夫、吴旭君和服务人员。饭前，主席与大家闲话聊天。主席说，今天过个生日，我73了。你们要办庆祝宴会，这不好，因为党中央有不祝寿的文件呢。我们自己在家里简单办个家宴，请请小组的人，组长、副组长、组员。顾问就免了。这一年你们辛苦了，‘五一六通知’、‘马列主义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大串连’，一波接一波，现在还没完。主席又说，斯大林是73岁死的。他死了，资本主义就在苏联复辟了。社会主义堡垒被赫鲁晓夫们从内部攻破了。我现在还不会死，但将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同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斗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这一次是全面的斗争，从上到下，从红卫兵到工厂、农村、机关，全国都闹开了。
主席又对春桥和姚文元说，春桥、文元来了。你们想不想回老窝啊！上海可闹得厉害呀！形势很好呢！红卫兵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工人们也起来了，到处是火烧、批判、揪斗、打倒，还有砸烂。他们还很注意斗争方式，谁是要火烧的，谁是要打倒的，都有区别呢。他们懂得掌握党的政策。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很重要呢，过去讲内外有别，是讲牵涉国家机密的事情内外要有区别，不是讲革命运动不能搞。文化大革命，内外都要搞，最重要的是工人们起来了！你们两个人可以回去看看呢。他说，上海重要啊！京、津、沪还有工业大省辽宁，是我们这一阶段的重点。
主席对关锋说，关锋也来了。你太瘦了，要多吃点肉呢！你的老子研究怎样了？你送来的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关锋主张老子是唯心主义的，陈伯达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的。主张唯心主义的还有杨柳桥等人，主张唯物主义的还有任继愈等人。两派还在争，统一不起来。主席说，在我看来，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老子是周朝王室的官员，属于贵族阶层，但他同情农民，经常替农民说话，批评统治者压迫农民，税太重。所以出身贵族也可以革命进步呢！对人不能光看出身，我不赞成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形而上学。哲学家也不能都打倒，高亨要保呢，杨荣国也要保。
差不多5时半的时候，人都来齐了，家宴开始。服务人员端上了8盘菜、一大盆汤水。菜有红烧肉、烧鱼块、木须肉、腊肉青蒜，还有豆腐、青菜、马扎菜（一种野菜）等。主食是厨师自做的寿面和烤红薯、玉米棒等。大家入座以后，服务员为大家斟上了黄酒。我们都举起了酒杯，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说，你们万寿无疆！你们年轻！
正式就餐之后，大家的话语就比较少了。等到寿面上来时，大家又要站起来祝酒，主席示意大家坐下，自己却站了起来，他举杯说：‘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主席说‘全面内战’这4个字的时候，一顿一挫的，说得很清楚，但是‘胜利’两个字的声音就比较小。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清楚。大家跟主席干了杯之后。都在思考主席祝酒词的意思。‘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当时流行的口号，意思好懂。不好懂的是前一句。那时文革运动中已形成革、保两派，已经有了武斗，这叫打内战。可是反对武斗、反对打内战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啊，怎么为它干杯呢？而且还是‘全面内战’！大家都在思索，却没有人提出来问，江青也没说话。主席似乎看出了大家对他话的不理解，在吃了几口面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讲了，不仅是学生被镇压，机关里的造反派、工厂里的造反派，也遭围剿。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一下子被搞得冷冷清清。那些被造反派反对的领导人，过去经常要群众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次他们又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跟造反派斗。于是，许多地方在群众中形成两大派，一派要革命造反，一派要保护旧秩序，两派打起内战，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武斗。我们要支持革命造反派，给群众宣讲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团结大多数，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一阵子，我们怕文化大革命一下子铺开了影响生产，便想把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放后一步，哪知客观事实的发展常常会打破我们的预想。学校、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同工厂、农村的革命造反派结合起来了，一下子打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就是这样。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一定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胜利，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明年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会走这条路。两派的斗争会更激烈，但革命最后总会取得胜利。
吃完饭以后，主席又和我们谈了一会话。主席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我们从思想和理论上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叫我们要抓大批判，并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写文章。
在谈到写大批判文章时，毛主席特地对我说，你也要写。我就对主席说，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讲了那么多年，讲了那么多次，可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人做专门研究，没有一篇文章把主席的思想系统地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可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随后，我们向主席道了别，然后各自回去了。”
这正是：帷幄运筹，壮怀激烈，易水悲歌岂能比？
为党为民，藐视敌手，豪气干云似旧时。
关于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内容，《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说：“主席的生日谈话一直没有向外面作过正式的传达。所以许多人都是后来从《王力反思录》里面，看到由王力整理的‘主席生日谈话’的。关于主席的这次生日谈话，现在有张春桥、关锋、王力、姚文元和我的5个版本。所有版本都只是事后的追忆，因为主席是在家宴上即兴讲的，我们都没有做现场记录。5个版本中王力写的最长、最多，关锋写的最短、最少。关锋的版本是阎长贵转述的。据我所知，关锋本人还有个整理稿，应该比阎长贵转述的更详细，现存于其后人处。我认为，在5个版本中与原貌差距最大的是王力的版本。家宴时间大约有一个半小时，除了吃饭，讲话时间也就是几十分钟。主席谈话是以聊天的方式进行的，中间春桥、文元、关锋和我还插过话，所以不可能是长篇大论。王力整理的那篇生日谈话有八千多字，除去他本人的评论，也有三四千字，很多话是他的发挥，并不是主席说的。例如他说毛主席说‘一切企图阻挡工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驳斥。’‘他同陶铸分岐的实质就是这个。’我不记得主席这样说过，到1966年12月底，主席还没有公开批评陶铸。再如不能乱抓人的一大段话，我记得那是主席在另一次会议上讲的，生日家宴上没有谈这个问题。王力在回忆中，对主席那天并没讲过的话，说了一大堆；而有些主席当时讲过的话，他却略而不详，甚或说没有。他说‘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我没记得听他说过’。这不对，除他之外，关锋、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听到主席讲过‘全面内战’的话。而且我还记得在起草1967年元旦社论时，王力也议论过这句话，并表示他也不很理解主席这话的含义，可这时候他却说他不记得了。”
欲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新的一年里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及一些大街、公园）接见了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万名红卫兵，其间又支持各地红卫兵大串联，这两个决策都是颇具匠心的战略部署。
本传在第一卷中曾多次叙述了毛泽东在学生时期“游学”的故事，而如今毛泽东安排红卫兵大串联，正是再现了他所期望的学生时代的那种“游学”活动。所不同的是，他是把他个人的和与同学、与朋友间的少数人的行为，变成了千百万学子的大规模的行动。全国各地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为避免莘莘学子像毛泽东当年那样乞讨挨饿，均在当地的道路上每隔五、六十里设置一个红卫兵接待站，让那些南来北往者一律免费吃住。南方学子到北方不耐寒冷者，还要赠衣赠被，一律免还。浩浩大军，穿梭如织，其规模蔚为壮观！红卫兵大串联前后持续半年之久，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被某些人讥讽为荒唐的大举措，其真实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毛泽东要造就千百万个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