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东边的会议室接见了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们。陈伯达在谈话中说：

“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说：

“同学们，你们回去斗争要注意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核实材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二要作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多数。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多数派同学很多是受蒙蔽的，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作细致的工作。这是策略问题，希望大家注意这几点。”

康生也说：

“同志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再见！”

这天傍晚，北京街头的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上马上出现了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数千首都红卫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9时，中南海西门外也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夜间，各种急电纷纷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陶铸的夫人曾志回忆说：“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周恩来还说）“我去给陈郁同志（广东省长——笔者注）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指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笔者注），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本来，毛主席对王任重一直很器重的，他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也是毛主席提名的。主席是希望他为文革出力，但结果他却积极支持了刘少奇、邓小平搞资反路线。陶铸也是如此。那时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在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是三位一体，互相呼应。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和副组长，却专门在路线上与毛主席对抗。这3人先后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被打倒了。”

1月4日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社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这两次夺权行动都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张春桥事先并不知情。5日晩上，我看到毛主席支持两报夺权的批示后，马上通过红机子找到了1月4日已到上海的张春桥，把主席批示的内容告诉了他。从电话中听得出来，张春桥感到有些惊讶。毛主席支持并完全肯定了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行动，并且认为‘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件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张春桥在上海所面临的局面是严峻的。一方面，感到被上海市委抛弃的大批‘赤卫队’（原是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人组织，后来曹荻秋鉴于中央已表态支持‘工总司’，被迫声明收回他12月23日已签字同意赤卫队的8项要求。在毛泽东生日谈话两天后，上万‘赤卫队’工人拥进康平路的上海市委，要打倒曹荻秋。张春桥指示‘工总司’集合队伍，将他们赶出了康平路——笔者注）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去北京告状，使得许多单位的生产陷于瘫痪并造成京、沪铁路的中断；另一方面，此时又现出了一股‘经济主义’的浪潮。面对汹涌的经济要求，抵挡不住的上海市各级领导向群众批条子，发钞票。他们中有些人所以这样做，在政治上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借此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施加压力。毛主席在那段时间里对上海的情况非常关心，他让徐业夫来跟我说，上海方面有什么报告，要马上给他送去。张春桥那时也常和我联系，不过他和我联系大多是通过电话，没有书面的报告，他当时尚未接管上海市委的机要部门，要发电报也不太容易。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情况就马上报告给江青，然后江青就去报告给主席。主席在那段时间经常和江青一起住在钓鱼台，经常叫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到他住的小楼去开会。”“张春桥意气风发，他一方面紧紧地依靠了‘工总司’王洪文这些工人造反派，让他们到‘赤卫队’工人群众中去作路线交底，劝说他们支持革命造反派，回到生产岗位去。另一方面他已在1966年底支持了原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一些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使得上海市委的‘后院’着了火。这时，他又支持由‘工总司’联合各个造反派，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这个由上海工人和学生群众组织自发组织起来、后来又有机关干部参加的‘火线指挥部’，担负起了领导全市的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职责。原上海市委的有些人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弄得‘靠边站’了。”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时称“一月革命”。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刘少奇、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过电话，耳机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说：

“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4个孩子：女儿刘平平，儿子刘源源，女儿刘亭亭和刘潇潇。刘平平在刘少奇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王光美正想详细问一下，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就在此时，电话铃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王光美因为周恩来曾经要求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所以，王光美就让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先去医院看一看。刘亭亭走后，王光美放心不下，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车去了医院。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刘亭亭在电话里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医生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来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王光美一起乘着轿车去医院。他们一到医院，立即就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包围了。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中由电机系二年级以李振言为主的几十个同学组织的“捉鬼队”精心设计的一个恶作剧，他们谎称刘平平遇上了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源去了以后，没有见到刘平平，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便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

“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于是，刘少奇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了中南海。他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

据蒯大富回忆说：“批斗会还没开始，孙岳（周恩来秘书）就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

就这样，王光美在清华的批斗会上作了检讨，她说：

“我们对蒯大富同志进行的4次全校性的大会批判时，由于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而发生了3起自杀事件，对死者教师史明远的亲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向他们请罪，对伤者学生朱德义赔礼道歉，并向他请罪。你们有权力控诉我，是我所犯的严重错误，使你们受到了伤害。”

第二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印发的“智擒王光美”的传单，飞向四面八方，成为全国轰动一时的“爆炸性新闻”。

再说1月6日晚，毛泽东将刘少奇1月5日的请示信批转给周恩来。

刘少奇在请示信中写道：“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1月7日4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在信上批道：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毛泽东 1月6日

1月7日晨，周恩来接见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组织“八一团红卫兵”的负责人贾健、董临平（女，父亲为军队将领）、张玉晋、林仲明、郭芳瑞、王成华等。

以“八一团红卫兵”为主的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组织要刘少奇到该院做检查的原因，是因为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并在1966年8月2日、3日多次对建工学院的“革命团”、“八一团”等组织和一些辩论会上讲过话。

周恩来在接见贾健等人时说：

“主席让我来见大家，有件事情很重要、很急，要马上处理。你们学院有人给中央写了封信，要中央在7日零时将刘少奇交给他们，主席见到后很着急，把我叫了去，让我转告你们，中央不能把刘少奇交出来。我只好把工作放下赶快来见大家，我向有关方面做了了解，知道你们是建工学院的主流派，就把你们请来，告诉你们中央不能将刘少奇同志交给你们，主席不同意嘛！”“对刘少奇同志的问题你们只能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中央不能将刘少奇交出来。刘少奇同志的问题在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解决了，不要揪刘少奇。中央对刘少奇同志的问题的精神是只能背靠背的揭发、批判，见不到刘少奇也能批深批透嘛！”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接见新华社人员，专门谈陶铸的问题。陈伯达在讲话中说：

“从陶铸接管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一张（指的是“新华社新闻造反团”印发的传单《揭穿一个大阴谋》，说熊复拼凑了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笔者注）。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众人说：反党。）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

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陈伯达接着说：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了，看我们全国的群众，觉悟得很快，进步很快，你们也一样，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随后，这“换头术事件”立即见诸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群情哗然，“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呼声，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

1月8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几十个群众造反组织，向全市人民发布了一个“紧急通告”，号召全市人民抵制“经济主义”妖风，坚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

1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有唐平铸、胡痴的谈话中说：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4日造反。《解放日报》5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3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5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解放》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6月1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饭，许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市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1920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

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关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工作岗位上，让群众监督）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青时《共产党宣言》都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这一套。”

毛泽东还说：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8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最后又说：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就在这次会议上，王力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

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文汇报》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一个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语。按语中写道：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1月9日这一天，江青选任了一个自己的专职秘书，她这个第一任专职秘书就是阎长贵。她对阎长贵说：

“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

此后，阎长贵每天在给江青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据阎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一年中，江青无论是作报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1967年1月9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

毛泽东看了这两个电讯稿，在批示中写道：

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

1、此两件很好。2、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个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紧急通告》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毛泽东 1月10日

于是，陈伯达、江青等人便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夺权斗争的贺电草稿，报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20多个与会者各有各的心思。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更关心他的老部下陈丕显，他问道：

“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

“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谭震林又问：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周恩来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

“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谭震林仍然不依不饶。周恩来生气地说：

“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江青解释说：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谭震林听江青如此说，就更来劲了，说：

“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江青说：

“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谭震林紧追不放。江青说：

“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

“我还要你来教训？”

江青也生气了，说道：

“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枪真刀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谭震林一听就要蹦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报告说：

“毛主席来了。”

谭震林听说毛泽东来了，就不再吱声了。毛泽东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

“好，好。”

他又转向大家，问道：

“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与会者大多都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好。马上把贺电发出去。”

他又告诉周恩来说：

“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