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不久，毛泽东又要军队承担“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

人民解放军奉命陆续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1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红卫战报》的一篇题目为《赞“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文章。

原来，上海玻璃机械厂在1967年初夺权后，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生产委员会”。这个“革命生产委员会”的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改变夺权后工厂生产无人过问的状况。

《赞“革命生产委员会”》一文称赞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工人造反队向走资派夺权，成立了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革命生产委员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壮举。

1月24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将军队内部文革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表示，要向毛泽东报告。

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称赞领导夺权的原山西省委领导人和省军区负责人支持夺权斗争，“为全国革命领导干部作出了好的榜样。”

《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通告中说：“自即日起，接管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通告，宣布说：

“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1月25日这一天，林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徐向前昨天汇报的内容，他写道：

“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此时，徐向前见林彪尚无回音，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宜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了。”

林彪当即召集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开会，商议并拟出了关于军队文革的7条规定：1、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2、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4、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7、不准串联。

林彪当天即将7条规定报送毛泽东。

1月26日，毛泽东审阅林彪报送的军委7条规定，在第5条“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后面写了一句话：

“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并在草稿上批示道：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林彪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军委7条规定上加了一个第8条：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林彪将8条规定再送毛泽东审改。

1月27日，北京各界群众到苏联大使馆门前，把勃日列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人的模拟像处死，烧毁。苏联驻华使馆内的全体工人也进行了罢工。一个青年学生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说：

“阴云终将被革命的风云卷去，苏联人民终有一天要起来造苏修头目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胜利的旗帜必将高高飘扬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

此前，全国各地已经连续几天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苏联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

来自世界五大洲60多个国家的近200名外国人，也在北京城里举行了游行。他们佩戴“白求恩——延安造反队”的袖章，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苏修！”等口号。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人员接见了他们。

1月27日这一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矿业学院以及一些工矿、企业等200多个单位，发起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他们发出紧急倡议说：

“我们应当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全面地夺回北京市的领导权。”

1月27日下午，毛泽东委派戚本禹与一些保管图书、文物以及考古和博物馆等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召开关于保护文物的座谈会。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我在会上讲了话，要坚决保护文物，并要求制定出具体的措施来。我的讲话公开发表后，日本通讯社马上就进行了报道，其它国家也有报道的。毛主席从《参考消息》上看了这些报道后，很高兴。他肯定了我的讲话和提出的办法，说这些做法都是对的。我那个讲话后来还出了个纪要，详细规定和引导有关人员，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也说到了这件事。在1966年8月文革中的‘破四旧’期间，确实有一些古旧的东西遭受破坏。这一直是国内外的一些人对文革不满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明明是知道内情的，知道破坏文物主要是运动初期各地那批所谓的‘老红卫兵’带有盲目性的偏激行为，而且不久即被中央文革所制止。但他们为了否定文革，就对当时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闭口不谈。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个破坏文物的指示或者讲话。”

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8条规定草稿上将第5条内容修改为：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他又在中央军委8条规定上批示道：

“所定8条，很好，照发。”

这一天，军委八条规定作为《中央军委命令》正式发布，其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后来陈再道在回忆中说：“这就是叶剑英和徐向前所说的：我们有了尚方宝剑了。对那些捣乱的王八蛋可以动用武力了。”

《戚本禹回忆录》中则说：“我当时就听到反映，说有人在传达这‘八条命令’的时候，故意把它搞得很神秘，只准看，不准记录。而且在看的时候，也是藏头去尾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査到证据，所以也无法向主席报告。直到前几年，我才看到江西有个人写的回忆录，谈到了当时江西省军区的领导，被叶剑英叫到京西宾馆去听传达‘八条命令’的情况，和我当年听到的是完全一样的。接下来就是好多地方由军队出面，抓了大批的造反派的头头。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军队向群众开枪的事件。在有的地方，如四川，成都军区于2月17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还公开称之为‘二月镇反’。就是在‘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也发生了由军队出面抓捕各个区县的造反派头头。在湖南省，由陈伯达搞了个错误的‘二·四’批示后，则发生了湖南省军区镇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事件。”

1月29日，中央文革发给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上海红革会的特急电报，全文如下：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人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7年1月29日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关键在于大联合》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大联合。”

《人民日报》同时还刊登了1月22日山东省青岛市23个造反组织在原青岛副市长王效禹带领下，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正式接管青岛市委、市人委领导权的《第一号通告》。

1月30日9点10分，王力传达了毛泽东对广播系统的指示。毛泽东说：

“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

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召开大会，宣布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诞生，一切权力应归革命委员会掌握。

1967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欢呼造反派夺权风暴在贵州省的伟大胜利！同时发表了1月25日的《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通告》。

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欢呼黑龙江的新生！同时转载了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还发表了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原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潘复生及黑龙江军区司令汪家道在黑龙江省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联。

2月3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红旗》杂志也在当天转载了这一篇社论。社论总结了“一月风暴”的5点基本经验：

1、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斗争的大方向。2、坚决贯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取得夺权胜利的重要条件。 3、必须足够重视革命领导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包括犯了错误的干部的作用。4、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专政机构，创造更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5、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

毛泽东在审阅修改这篇社论的时候，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后来陈再道在回忆中说：“这篇社论，我让秘书给我念了好几遍，越学越觉得我们在武汉就是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他对我说：‘这篇社论是100%的毛主席的声音，现在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就剩中央文革小组和毛主席、林彪和周总理这几个人，我们内部已经叫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各省的领导班子已经不存在，控制全国形势和传达毛主席声音及贯彻落实的任务，完全落到解放军身上了。你们要拿出力挽狂澜的主沉浮的气概，一定要把握好武汉的局势，绝对不能让领导权落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手里。’于是，我们根据形势自行决定了我们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对策。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2月3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胜利的保证》的社论，对山东省的夺权斗争给予肯定和支持。

原来，在青岛市成功夺权的王效禹带领山东省革命造反派到济南，粉碎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假夺权的阴谋，夺回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省军区在夺权斗争中支持了造反派。

欲知各地“三结合”夺权顺利与否？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权开始，到1月8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还有红卫兵卷入其中，但他们已经不是运动的主力了。因为在此之前，许多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都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他们取代红卫兵成了运动的主力军。同时，这一时期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变化，许多造反派组织都分裂成为两大派，又都各自标榜自己是左派，是造反派。军队内部也出现了派别之争。于是派性斗争日益加剧，对立面之间的武斗也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混战局面。

我曾经看到互联网上流传着网名“朽木可雕”杜撰的一篇恶意中伤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章，题目叫作《文革中身亡的175位大师》。这位朽木先生对文章中罗列的175位名人，不管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分别说成是“147名被迫害致死”，“28名被迫害自杀身亡”，把账都算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头上。这种罔顾事实，任意篡改历史的做法是极不负责任的。与此类人相反，深明大义的大有人在。据“红歌会网”发表的笔名为“拭目以待”（一位旅居美国的爱国华人）撰写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一文中说，她父亲是一位开国将军，死于文革时期。她说：“一家之痛岂能与民族之重相比？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谁能使人类世界的劳苦大众真正翻身，当家做主人？谁能使近百年来惨遭西方列强和东洋鬼子蹂躏荼毒、孱弱不堪的中华民族敢对这些强者们大声说‘你们不过就是一只纸老虎’？谁能使一个千疮百孔、弊端丛生、百废待兴的破败中国在十几年间就拥有了两弹一星？就为贫穷的中国在工农文教卫和国防领域建立起一整套扎实的基础，使中国成为无人敢轻视的世界之强国？只有我们的开国领袖毛主席！这就是毛主席为中国人民，为整个人类立下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人民的领袖。他的心中只有人民的利益。无论他做任何事，都是在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就说文革吧，他的目的绝非像有些人污蔑的那样，是为了权力斗争，清除异己。而是当年他敏锐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已在中国大地愈演愈烈，大有对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趋势。如不及时纠正，中国就会丢掉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江山，再回到权贵统治的老路。看看今天的中国，贪腐遍地，道德沦丧，两极分化，权贵笙歌，百姓悲号，这一切不正是毛主席当年担忧的吗？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是实践的必然，不可避免。原因非常复杂，既不可一概而论光看表面，也不应以偏概全否定实质，而是应该公平合理地探讨。绝对不能因此就否定毛主席对中华民族建立的伟大功绩。实话告诉您，我父亲在去世前，给后代留下的唯一遗物就是一张旧纸条。上面写着：‘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也曾经迷茫过。对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有意见，视父亲临走前留下的遗言为他们那代人的愚忠。可是，在经历了多年的美国漂泊，亲眼目睹了太多表里不一的虚伪和冷酷，亲身感受那些表面喊民主和法制，实际却用金钱和强权解决问题，并且总是由权、钱的掌控者成为获胜一方的不公平之后，我渐渐地看清了美国社会的真实面目，也深深为美国中下层人民的呻吟和无奈感到不平和悲哀。直到99%的美国大众奋起反抗1%权贵的贪婪与剥削，发起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时，我受到最强烈的震撼，真切地感受到：美国的制度充满了虚伪和欺骗；眼下的中国正在葬送毛主席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最好制度。我开始时常怀念清明和温暖的毛泽东时代。那时，干部廉洁自律，带头吃苦耐劳，与群众打成一片；全国人民与党同心同德，不畏千难万险，豁出命建设自己热爱的祖国；社会风气清爽洁净，真诚和谐，相互帮助蔚然成风；那蓝蓝的天，清清的水，暖暖的阳光，阵阵的鸽哨，欢快的歌声，美丽的鲜花，幸福的笑脸，到处展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到处可见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同甘共苦，奋力建设祖国的动人景象。”

这位将军的后代说得何等的好啊！如今那些张口骂文革、一有机会便数落毛泽东的所谓“红二代”们，如果看到这些话，不知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