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在谭震林的支持下，“农大红旗”砸了被称为反动组织的“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广播站，开始抓“政治扒手”和“黑手”。谭震林说：
“他们搞我们的白色恐怖，我们就搞他们的红色恐怖。”
于是，他下令解散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把那些头头们打成了“反革命”。
这时，陈正人也贴出了《我的立场》的大字报，反击“农大东方红”和“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
农业部副部长朱荣，经过部党组研究，在大会上控诉了“农科院红旗”等组织对他“实行的法西斯暴行”。部领导江一真提出“必须加强领导，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来打退反革命势力的进攻！”
戚本禹针对农口出现的问题，在接见农口的群众组织时说：
“我还是要保一下农大东方红，他们很有战斗力。”
消息传出，农口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2月5日清晨，戚本禹来到北京国棉一厂，他在群众辩论会上说：
“不准武斗，不准无命令抓人，不准擅自离开生产岗位。要警惕地富反坏右和暗藏敌人的破坏活动。”
2月5日，上海市已经夺得政权的工总司等造反派在张春桥的支持下，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大会。大会发表的《宣言》中称：“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江青和陈伯达找北京市委的吴德等人谈话，江青说：
“上海市的工人阶级夺了走资派的党政财文大权，毛主席给了高度评价，张春桥受毛主席对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书’的影响，将新成立的权力机构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提法不一定好，将来可以改。但是意义是具有普遍性的，你也要考虑和李雪峰划清界限，站出来革命呀！”
陈伯达说：
“吴德同志在新市委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新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让吴德同志负主要责任，责任是应该由李雪峰来负的。”
2月5日，谢富治接见首都红卫兵3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支持成立“首都红代会”。他还说：
“提出目前的学生组织互相吞并是不对的，应该联合起来。大联合是大趋势，势在必行。”
于是，3个司令部的人员多次开会，讨论了大联合的问题。
这天下午，陈伯达第3次到师大附中参加会议，他接见了学生代表，他说：
“中学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很严重，很令人不安。有的学校，一个人就是一派，一个人就是一组。大学生中也有这样的现象。这次文化大革命也要革脑子里的个人主义的命，不然也要成为修正主义。你们现在喜欢谈什么红5类，这个词没有阶级分析。毛主席从来是讲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你们不要上‘联动’的当。‘联动’组织是反动组织，他们的错误是搞了一个新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专门搞打砸抢。你们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2月5日晚，毛泽东就其它单位人员进入《工人日报》社进行辩论一事，作了批示：
“工人日报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决定，规定：
“中央各部委、各报社、广播电台、军委、计委、建委，外单位不得接管。”
2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他说：
“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
2月7日，蒯大富就陈伯达的批评承认了错误，并做了几次检查。
原来，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连续发表了7篇《论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评论，评论中提出了“反托派”的口号。陈伯达在接见他们的时候，对他们提出的“反托派”的口号提出了批评，他说：
“你们知道托派是什么吗？托派是很厉害的反革命匪帮。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口号，我劝你们不要随便地提出这个口号。”
2月8日，戚本禹在清华附中与中学造反派代表座谈时说：
“你们红卫兵要准备经受严重的考验，保持造反派的气节，彻底革命。”
十分关注文革动向的北京市负责人吴德仔细地推敲了戚本禹的这个讲话。此前，吴德曾经对他的秘书说过：“凡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红卫兵小报上刊登的有关他们的内容，统统给我找来，我要认真地学习。”
这天，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批准的“八条命令”精神，作出了两条规定：
1、海军和空军的飞行航校和军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2、海军舰队，领导机关和军区领导机关暂不开展“四大”。吴德听到了这个消息，脱口说道：
“这个决定是经过林彪同志批准的。我要是能到了军队，那可就谢天谢地了。”
2月8日，山西省16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向全国发出了一个节约闹革命的紧急倡议书，倡议书中说：
“至今在一些革命组织和个人中还存在着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家财产的现象。为了彻底清除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余毒，彻底击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永保红色江山不变色，要坚决抵制一切不符合节约闹革命的做法。”
这个倡议立刻受到了铁道工人内部的好评。
2月9日，北京市新华书店出售横排本《毛泽东选集》20套，吴德在售书仪式上讲了话，他说：
“这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们一定要把这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搞好。”
售书仪式结束后，吴德和谢富治一起出席了北京市部分群众组织的代表会议，谢富治在讲话中说：
“北京市大联合的道路是工人搞工人的，农民搞农民的，学生搞学生的，不准搞跨行业的联合，也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毛主席强调夺权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否则中央一概不承认。”
吴德听到这些，已经预感到北京市成立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是以谢富治为核心的。他回到家里，从秘书送来的材料中，又研究了戚本禹在这一天的一次讲话，戚本禹说的是：
“刘邓陶的影响根深蒂固，刘邓至今没有认罪，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不要放弃同刘邓陶的斗争。”
2月9日晚，毛泽东在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件修改中，加上了两条：
“5、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6、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同时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这两篇文章中都强调了一个基本的经验是：“革命造反派必须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
吴德认真学习了这篇文章。此时，周恩来已经给他打了招呼，周恩来说：
“你要有思想准备，和广大红卫兵及革命造反派一起，组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吴德心中有数了，他感觉到，自己不会因为李雪峰的错误而倒下去，这大半原因在于自己始终担任的是副职，毕竟要比正职领导干部要超脱一些，不在斗争的第一线，所以不会先中弹。
2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了一个有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李富春、江青、叶剑英、王力参加的会议。他原来没有看到中宣部整理的陈伯达1月4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的讲话记录，现在看到以后，非常不满，当众批评江青、陈伯达。他对陈伯达说：
“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他又对江青说：
“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毛泽东转向大家说：
“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他最后嘱咐众人：
“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讲。”
会议结束后，叶剑英不顾毛泽东的提醒，马上向几个老帅捅了出去。李富春也同副总理们讲了这一番话。顿时在一些老帅、一些副总理心中燃起了一把大火。
2月11日，谭震林领着周恩来接见了“农红总”组织所属的5个夺权组织的代表。事后，谭震林说：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夺权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2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要掀起一个反修高潮，这个高潮要压倒一切工作。”
首都革命造反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反修战士，并抗议苏联当局对他们采取的法西斯暴行。这是连日来近200万群众在苏联大使馆门前游行抗议的最高潮。
2月12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党员党籍问题的处理通知》。通知中写道：
“群众组织无权对党员实行党纪处分，党员的党籍问题要等到运动后期集中处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知》（所谓的“国际红卫兵”就属于这类组织，它曾于1967年1月在井冈山召开成立大会，每个省组成一个纵队——笔者注），通知中写道：
“这些组织都不是在自下而上的全国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少数人临时凑合成的，有的带有行会色彩，还有的是少数地富反坏右分子搞的，所以要坚决取缔。”
2月12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他在谈话中首先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他说：
“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6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专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
毛泽东又说：
“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
关于夺权后的新政权名称，毛泽东说：
“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但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问题很复杂，国家体制的改变，又牵扯到外国是否承认的问题。”“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社长？”“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
毛泽东又说：
“夺权一定要搞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内蒙的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夺权的机构里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你们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2、3、4月更关键，更重要。你们要往下传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陶铸鼓吹这个口号，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文元要写文章批判他。”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说：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吴德得到毛泽东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戚本禹谈话的消息后，马上和北京市的一些干部说：
“毛主席的话是针对上海的局势讲的，我们北京到底怎么办？还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如果夺权，是夺李雪峰的权还是夺我的权？我还没有吃透这个精神。”
这天下午，吴德陪同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50多位中学革命师生的代表，桌子上摆满了“联动”组织破坏的东西。江青指着那些东西，气愤地说：
“你们看看，这叫革命吗？可以办一个展览，让他们看看。”
就在2月12日这一天，吴德看到了首都政法兵团贴出的揭发、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和各种传单，他立刻批示说：
“这是在全国夺权斗争中的一股反革命逆流，敌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公安部队的司令员，完全是有预谋的，建议查清。”
2月14日凌晨，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原化工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梁膺庸，他的罪名是“叛徒”和“特务”。
2月14日，李富春在中央会议上说：
“胡耀邦必须彻底批判，17年来，他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
2月1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10日下午的指示，开会批评了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会议。
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很快就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10日下午严厉批评陈伯达和江青、12 日下午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这两件事，感到极大的兴奋。
2月14日晚，毛泽东在《对王明昆关于“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的批语》中写道：
“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研究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是不主张破坏工厂。”
毛泽东还在这份材料里提到的“李世英同学”后面，深情地加上了一个批注，他写道：
“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
李世英是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系学生，1966年6月5日，年仅21岁的班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李世英带领全班同学写了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管制起来。此后在7、8、9三天，他身上被刷上浆糊，贴满标语，头戴高帽子，架着“喷气式”在学校游斗。9日中午，李世英服安眠药自杀，幸被同学发现救活。而在这一天，与李世英相同遭遇的交大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长王永婷同学却跳楼自杀身亡。
《西安交通大学校史》记载：“据校文革总会后来统计，工作组接管的50多天里，全校有1000余人被批斗。在66名处级干部中，有63人靠边站，29人被打成‘黑帮干将’、‘黑帮骨干’、‘黑帮分子’，占处级以上干部总数的44%。全校912名学生干部中，有680人被‘查上当、放包袱’，占学生干部总数的75%。”
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反动组织——黑龙江省军区部队镇压反革命的几点经验》的文章。
2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内蒙古军区和内蒙古三司的代表时说：
“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挥的人民解放军，能有今天吗？帝修反只是骂骂而已，不敢动手，就是因为有了解放军。”
这天下午，周恩来在接见财贸战线的造反派时说：
“中央信得过李先念同志，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协助我把财政上的外债还完了，把内债也还剩下很少一点了。1967年、1968年就还完了。财政系统有陈云的思想，但并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毛主席路线就又胜利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67年初财贸口也提出要打倒李先念。总理跟我说，李先念不能打倒。主席明确说了，要保李先念。1月15日，我接见中央财经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告诉了他们，李先念是毛主席要团结的人，不能打倒。总理说，告诉红卫兵可以批判陈云，陈云这个人一贯右倾。在困难时期鼓吹‘包产到户’，他是最积极的。他其实就是邓子恢的后台。他就是个小农，‘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他提出的，比刘少奇还早呢。1967年初，国务院财贸口的吴波、姚依林等人都首先写了批判陈云的大字报和材料。陈云的秘书周太和还有一些副部长，把当时的工作笔记都拿出来交给了财贸口的造反派，去整理陈云的材料，组织批判。所以说，文革运动中，党内最早提出批判陈云的是总理，从决策到具体布置的都是总理。”
欲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何向前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等人的谈话记录，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他在谈话中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实际上，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无原则的派性，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产物。闹派性，打派仗，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来的两个“彻底决裂”的伟大实践活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斗私批修”运动了。因此，毛泽东又说过：“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须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