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凌晨，周恩来、李先念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了财贸系统造反派组织的代表。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周总理当场下令逮捕了支持财政部造反派组织、支持财政部夺权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发表了批评造反派对老干部不讲政策、残酷斗争的讲话，并以煤炭部长张霖之之死为例。”
2月17日，四川的李井泉闻风而动，出动军用飞机散发传单，开枪打死了红卫兵和群众，开始了四川全省的“二月镇压”。
2月1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中写道：
“文艺团体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艺界的斗争重点是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发和清算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肃清以周扬、夏衍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毒害，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
这一天，中共中央还颁发了《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要把文化大革命深入的开展下去的设想。
2月17日晚，林彪将谭震林这一天写给他的信，转呈给毛泽东。并在信上批道：
主席：
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林彪
毛泽东往下看去，只见谭震林在信中写的是：
昨天碰头会上我是第3次反击，第1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2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做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毛泽东看罢，提笔在信上批示道：
“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林彪满以为毛泽东看罢这封信，一定会大骂一顿谭震林，没想到他竟会这般轻描淡写地批了几个字，顿时恼羞成怒，一把将信撕碎，丢到了痰盂里。后来，秘书偷偷地将此信碎片捡起来，保存了下来。
2月18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造反不分先后》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热烈欢迎一切革命干部起来反戈一击，任何歧视、排斥干部起来造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向林彪汇报了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
2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李先念又接见了财贸系统各部局的司局级以上全体干部，并发表了讲话。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周总理这两次接见，更有当场逮捕一个副部长，周总理这样的处置与态度，直接的后果是财政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垮掉，财政部的夺权及造反派组织头头和杜向光等人被指控与批判。这些情况都被迅速反映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看到汇报材料，对我们说：这事牵涉到周总理，你们不要乱说话，我去向主席汇报。”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等人。毛泽东非常激动、非常气愤，说道：
“我听说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作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作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97分。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同志，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你们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把北京留给你们。”
“他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他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把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我不信军队会跟你们走。”
毛泽东又一次点着名说：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他最后说：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对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徐向前同志进行批评，他们3人停职检查。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党员来解决！”
此时，已经是19日拂晓了。毛泽东说完就退出了会场。
2月19日，林彪将北京卫戍区2月18日写的两个报告：《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报告》， 报送给毛泽东。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主席：
此两件，是否可转发全国，请主席审批。
林彪
2月19日晚，毛泽东看了北京卫戍区的两个报告，在批示中写道：
林彪同志：
1、此两件立即转发全国。2、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20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4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相应减少4小时。3、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
以上请酌办。
此两件总理阅后送林彪同志。
毛泽东
此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和其它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她说：
“毛主席这个批示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于促进大联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正轨，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这次军训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教育。”
2月20日，戚本禹给整理了《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邓小平对抗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等材料的谭浩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你过去受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类书的毒害，在工作中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社论，认识错误，决心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彻底批判和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同其他同志一起写了批判文章，这都是好的。我们热烈欢迎你这种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行动，热烈欢迎你归队，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八条命令的说明》（中发［67］61号）。《说明》中写道：
“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7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中央还做以下几点说明：
1、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
2、根据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要求，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联的大中学校的师生、工厂职工、农民、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当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本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包括保密的工矿企业、仓库和科研、设计单位在内），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4、党中央各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财政部、各级银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机关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
5、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本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进行夺权斗争，外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必要时可以协助，不得包办代替。
本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要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2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信中写道：
“贫下中农同志们：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
“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2月22日这一天，北京举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热烈祝贺红卫兵的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