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联合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5月18日，中联部在关于参加中缅两党会谈代表团成员组成名单上，列有江青的名字，报告送给周恩来并呈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道：
“江青以不参加为好。”
5月25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道：
“北京也在分裂为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
5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重庆第54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的报告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5月28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5月26日编印的《要事汇报》。在这期《要事汇报》上，有一篇文章说：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5月22日晚，17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及存折，在取款时均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6个是北京学生，其余11人，除2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毛泽东看罢此文，在上面批示道：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 5月28日
5月29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的来信中作了一个批示。
王海容是在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又到北京外语学院学了8个月的俄语，尔后被调往外交部工作。唐闻生、王海容在27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恩来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决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在批示中写道：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派人查明原委，进行干涉，取走了那份从上海找回来的旧报纸，送给周恩来。她和陈伯达及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都与有关人员进行谈话，批评了张建旗一伙人。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说：
“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所谓1932年2月18日‘伍豪等启事’纯属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当年和周总理一块工作的康生同志已作了最有力的证明。群众不明真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确有一小撮坏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还成立了‘516’兵团的反动组织，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奋起反击，打退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逆流。”
5月29日夜，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了有关所谓“启事”问题的原始材料。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信和附上的材料后，批示道：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此时，张建旗等少数人仍然执迷不悟，竟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干脆连江青也一起炮轰。有人提出江青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而且写了自首书，是叛徒。又说她在地下党时期生活放荡，并且把国民党反动派报刊杂志上的花边新闻作为证据拿了出来。还说她在党内斗争中是好出风头，有野心。
关于江青的第一个问题，有当事人作证，历史上也早已作了结论，自然很容易落实。关于她的第二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向毛泽东和林彪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上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
呈上江青同志30年代的一封公开信，请批阅。只要抛弃一切封建的偏见，都可以看到，她还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人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钢筋铁骨，就显示了共产党人不畏流言，勇于斗争的勇气。和鲁迅一样，江青同志的这封公开信，是讨伐封建势力和黑暗社会的战斗檄文。但是，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港澳台的反共势力却利用此事，至今造谣、诽谤不休。为此，我们建议将此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证明江青同志的光明磊落和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
毛泽东看过报告后，在上面批了一句话：
“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5月30日，三军院校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冲击派，萧华被林彪宣布为坏人。“513”事件，最终导致了萧华的彻底垮台，总政由此瘫痪了。
据吴法宪后来回忆说：“早在1967年1月刘志坚被揪出来后，总政机关和北京的造反派就把矛头对准了萧华。萧华组织了一批人拼命地保他自己，同时破坏对刘志坚的批判。当时中央的矛头是集中对准杨勇和廖汉生的，萧华就利用这个机会打一派拉一派，把造他反的组织，打成‘反革命’，说成是保守派。这次演出，中央才下决心把他给揪了出来。”
自此以后，三总部里成立了以黄永胜、李作鹏和吴法宪等人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
林彪在接见吴法宪的时候说：
“跟着我们走，将来可别后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革命就是要有杀身成仁的思想考虑。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叶群说：上战场想一想，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你们都是跟着我南征北战过来的，都要有这样的考虑。我可是不喜欢那类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的人。”
吴法宪说：
“请林副主席放心，我吴法宪是永远忠于林总的。这一辈子我跟定了，认准了，粉身碎骨志不移。”
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1967年6月1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确定省革委会委员常委33人，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12名，占36.4%；解放军代表8名，占24.3%；革命领导干部13名，占39.3%。
6月3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常委会议。决议：（1）潘复生、汪家道负责全面工作；张多树、赵去非、毛远新、范正美、宋振业、孙宝生、韩潮负责政治委员会；张万春、刘雪峰、王文国、关舟、于杰、陈剑飞、王逢源、燕文卿负责生产委员会；陈海山、聂世荣、于军、唐金枝负责群众工作委员会；郭强、游好扬、张午、张魁印、解云清负责武装委员会；余弘达负责办公室；陈俊生负责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王维之负责松花江地区。（2）省革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凡涉及全省人民的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常委集体讨论决定。常委实行三班轮流值班制，常委会暂定两周一次，临时性事情，通过常委办公会议解决。
6月3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把他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结合起来审查。这个小组的总负责人是周恩来，江青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据王力后来回忆说：“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负责，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
6月6日，毛泽东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和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参加文化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群众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
6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33名常务委员组成。
此前，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6月5日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共中央、东北局呈送了《关于增加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名额和常委名单的请示报告》。建议省革命委员会设常务委员33名，现已选出29名，他们是：
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汪家道（省军区司令员）。
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赵去非（原省委常委、政法部部长），关舟（原省委委员、副省长），燕文卿（原省商业厅厅长），陈俊生（原省委常委、副秘书长），解云清（原省委常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于杰（原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剑飞（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逢源（原副省长），陈海山（原省总工会副主任），王维之（原松花江地委第一书记，现任地区革委会主任委员），余弘达（原巴彦县委书记），于军（女，原绥化县半脱产副县长，现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唐金枝（原宁安县半脱产副县长），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院造反团负责人），刘雪峰（哈尔滨石油配件厂职工业余学校教员、厂造反团负责人），宋振业（东北农学院学生、院造反团负责人），聂世荣（哈尔滨锅炉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孙保生（哈尔滨伟建厂技术员、厂造反团负责人），王文国（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市革委会委员），韩潮（原省林业厅管理员、厅造反团负责人），郭强（省军区政治委员），游好扬（23军军长），张午（23军政治委员），张万春（省军区副司令员），张多树（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魁印（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毛远新（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
在常委人选中尚缺4名，正在从贫下中农、大庆油田工人、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中物色。
6月9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参加亚非拉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的各国作家和朋友。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陪同接见。这次被接见的有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作家。
6月16日晚，毛泽东、林彪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江青、谢富治等人陪同观看。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中国726号轰-6飞机徐克江、孙福长机组携带的中国第1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预定的高度爆炸，实验获得完全成功，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两个太阳，一个在下，是真太阳；一个在上，是假太阳。
聂荣臻在试验现场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报告，他说：这第1颗氢弹的爆炸威力为330万吨TNT当量。试验场区内外人员均安全，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而中国从炸响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2年零8个月时间，并且是赶在了法国的前面。而后来的法国则是用了8年零6个月的时间。
中国终于打破了美、苏等强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自此，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