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今天我请各位来开会，开个团结的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那个怀仁堂事件并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要反对我，是对运动有意见，对文革小组有意见，是你们发发牢骚么。虽然讲了些过头话，也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话说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圈阅的《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2月5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古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古公开揭露。中央决定成立以刘贤权、吴涛（内蒙古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周恩来在公布《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的同时，又强调说：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决定改组内蒙古军区领导，由刘贤权任军区司令员，吴涛升任政委。在刘贤权到任之前，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代理。

《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内蒙古事件”的起因是：在1967年1月11日，《内蒙古日报》社群众组织“东方红战斗队”接管了报社，出版了《东方红电讯》。1月18日，“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又夺了“东方红战斗队”的权，重新出版《内蒙古日报》。“东方红战斗队”势单力薄，便联合呼和浩特市各高校红卫兵组织的“呼三司”进行反夺权。“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就要求内蒙古军区出面支持他们。军区副司令员萧应棠派出一个连，全副武装赶到报社，支持“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引起了“呼三司”的不满。2月5日，“呼三司”数百学生在军区大院南门口静坐绝食示威。军区组织武装巡逻和武装游行。12点15分，内蒙古师范学院4年级学生韩桐手持话筒喊话，要军区政委刘昌出来辩论。奉命随时准备镇压学生的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怒气冲冲地走过来，举起手枪朝着韩桐“啪啪”打了两枪，一颗子弹从韩桐左边第5根肋骨下穿了进去。他的肺动脉被击穿，3小时后因流血过多，不幸身亡。这是在全军支左工作中内蒙古军区打响的枪杀学生的第一枪。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下达后，内蒙古军区部分负责人不服中央的决定，派出1000多名干部战士赴京上访，到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

4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发布《给内蒙人民的一封信》，信中重申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的内容。

此后，刘贤权一是因为忙于青海事务，二是因为内蒙古局势继续恶化，就没有到内蒙古上任，由滕海清接替了他的职务。

4月20日上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

此前，中共中央决定由谢富治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担任第一副主任。毛泽东曾交代谢富治说：

“革命委员会要以群众组织代表为主体。”

4月19日至20日，以谢富治为首的筹委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根据“领导干部、军队代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原则”，经过充分协商，从委员中推选出33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4人。常委中群众组织代表20人，军队代表6人，领导干部7人（实有28人，领导干部缺1人，群众代表缺4人）。

主任：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副主任：吴德，北京市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聂元梓（女），46岁，河南滑县人，原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委员、哲学系总支书记，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

其他常委中群众代表还有：刘锡昌，33岁，北京光华木材厂工人，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组长；徐铠，24岁，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工人，“二七红色造反团”负责人，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组长；王景瑞，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副组长；鲁文阁，北京市第二机床厂工人；苗永昆，首钢动力厂工人，工代会核心成员；邓万田，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组长；张桂福，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贫协）负责人；谭厚兰，（女），30岁，湖南望城人，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蒯大富，22岁，江苏滨海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共青团员；韩爱晶，21岁，江苏涟水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李冬民，北京市第25中学学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负责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周景方，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党支部书记，学部“红卫兵联队”成员；罗瑞华；涂武生（此二人身份不明）。

领导干部代表还有：刘建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丁国钰，北京市党的核心小组文教组组长；高扬文，北京市委工业书记、工交组长；牛连壁，北京市副市长。

军队代表还有：黄作珍，北京卫戍区党委副书记；刘绍文，北京卫戍区政委；范普权，北京卫戍区副政治委员；牟立善，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4月20日这一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示热烈祝贺。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大会上也讲了话。

周恩来在致词中说：

“北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住地，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心。自从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快地揭露和批判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幕和阴谋，这就胜利地揭开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北京大学聂元梓7同志写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北京，毛主席在亲自主持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张大字报，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会议并发表公报，从此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

北京的中学是震撼世界的伟大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毛主席的热情支持下，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特别是去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以后，红卫兵小将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到处串联，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从去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接见了130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军民一体，老少一堂，使我们伟大的首都成为全国向往和全世界注视的中心。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的号召，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你们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你们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优势，在组织上也取得优势。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把无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立即行动起来，自下而上地展开夺权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正是在这一系列伟大斗争和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认识到，夺权不容易，当权也不容易，要巩固这一五光十色专政更不容易。”

这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他高兴地握着谢富治的手说：

“我祝贺你，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

他还对大家说：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4月23日，毛泽东审阅了《陕西省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报告》。报告中说陕西驻军负责人连续召集当地大专院校造反派代表座谈，鼓励军队主动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改进工作。毛泽东在报告原文中加注了两段文字，他写道：

“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认识世界，并且改造世界。”

“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的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

尔后，他又在批示中写道：

“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