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3年，第1年发动，第2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3年扫尾。”

话说1967年8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号召煤炭工业战线的革命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应当立即停止武斗。

8月1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阿尔巴尼亚两位科学家万捷尔·莫依修和缪非特·穆希，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

“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3年，第1年发动，第2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3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1、2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待到4月份。我说过，3个月，即2、3、4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4、5、6、7月，现在8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6月算起共3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毛泽东说：

“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4次被捕。现在有人在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1936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

8月17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决定：成立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4人军事小组。

军事小组这4个成员都是来自第4野战军。包括李作鹏在内的林彪集团从此形成了。

吴法宪，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永丰县，1930年参加红军赣东游击队，解放战争后期任第4野战军第39军政委、第14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邱会作，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后期任第4野战军第45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张秀川，1919年出生在河北深县，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后期任第4野战军第41军123师政委，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李作鹏，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1930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后期任第4野战军第43军军长兼127师师长，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在军事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吴法宪笑着说：

“关起门说话，都是咱们4野的，这回可以想说啥就说啥了。”

谁知这话被林彪知道了，他骂吴法宪：

“你找死！”

8月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组织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这天晚上，以周恩来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阻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人根本不听。后来，英国代办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1967年8月22日，离王力‘87讲话’才两周时间，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一万余人，为抗议港英当局压制香港爱国新闻人士，聚集在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当时周总理在群众强烈要求下签发了一个‘对英国政府的48小时最后通牒’。8月22日是最后通牒到期日，可是英方没有答复。于是，造反派冲进了英国代办处，还放火烧办公楼（被救）。这件严重的外交事件有清华‘414’这一派红卫兵的参与。清华‘414’是清华大学蒯大富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对立面。但中央从总理到江青，当时未加区分地认为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背后又很可能是王力等人指挥的。其实，这事并不是王力叫做的。周总理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其实这件事的发生与他签发‘最后通牒’考虑不周有很大关系。”

8月25日凌晨1点，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回到北京的杨成武，谈到了一些人冲击、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形，又谈到了王力的“87讲话”，他还说：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这一天上午，杨成武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直到听罢了汇报，才说：

“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8月26日上午9时，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来到杨成武的下榻处，她说：

“杨总长，主席请你去。”

杨成武正要走，吴旭君又说：

“主席叫你备好返京的飞机，然后再去。”

于是，杨成武马上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了飞机的事，来到毛泽东在虹桥宾馆的客厅里。

“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毛泽东一开口就这样说。杨成武静静地听着。毛泽东接着说：“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性大些。关锋听王力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关锋有活动，活动总要活动的。”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略一沉吟，手指轻轻地敲敲放在茶几上的白纸，说：

“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

杨成武准备好纸和笔后，毛泽东接着说：

“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此时，林彪不在北京，所以，毛泽东要杨成武单独向周恩来汇报，负责处理。

据王力后来回忆说：“林彪在8月下旬，向毛主席请了一个月的病假，坐着火车到处跑。他曾经对中央文革的人说：‘我只有睡在火车上，听着火车的轮子的声音才能睡得着觉。’实际是躲了起来。”

杨成武做完记录，毛泽东将记录看了一遍，说：

“就这样，你现在回去叫总理马上办。”

“是，主席。”

杨成武出了客厅，返回房间，正准备返京，吴旭君又来说：

“杨总长，主席叫你再去一下，还有事。”

杨成武返回毛泽东的客厅，见他抽着烟依然坐在沙发上未动，他说：

“我考虑，你回去跟总理讲，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这3个人是不是分化一个？但是要总理狠狠地批，要批透。不然的话，就争取不了，分化不了。怎么处理，由总理决定。”

杨成武记录完，检查了一遍，递给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看，对不对？”

毛泽东认真看了一遍，将“狠狠地批”4个字用笔描清描重，说：

“对，就这样。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一个钟头之后。”

“马上去办吧。”

中午12点40分，杨成武回到北京，赶往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

“总理，我回来了。”

杨成武敬礼后落座。周恩来说：

“哎呀，成武，我正等得急呢。国务院各部告急，特别是外交部、外贸部，就等你带回上海的消息。”

“我带回了主席的指示。”

杨成武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一遍，说：

“好！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这天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开会，他说：

“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

说罢，他就严肃地逐字逐句宣读了毛泽东的指示。

8月27日，康生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打招呼说：

“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的间谍。他们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的以极右的面目拆毛主席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情。北京‘516’这个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你们要特别警惕，同志们要有敌情观念。”

会后，吴法宪问康生说：

“是不是中央又要发生重大路线斗争了？”

康生神秘地点点头：

“也可以这么说吧。”

吴法宪问：

“是要把谁揪出来，你给我露点风，我也有个准备。”

康生说：

“你去问林副主席吧，他知道。”

吴法宪回去马上给叶群打电话，叶群说：

“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恐怕有几个人保不住了。”

8月28日，宁夏青铜峡的军队支一派压一派，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101人，伤133人。

8月30日，吴法宪等人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开会前夕，才知道是关锋和王力出了问题了。

下午3点，在钓鱼台16号楼会议室里，参加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员陆续都来了。这是一个以生活会的名义召开的绝密会议，王力事前毫无所知，直到会议快开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考虑写文章的问题。陈伯达沉下脸来对他说：

“现在不是你考虑文章的时候了，是考虑你的问题的时候了。你想一想，你们最近在干什么？你们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别提报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简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这是在丢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化身！你已经昏了头脑！”

周恩来看看人员都到齐了，便主持开会。

“现在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周恩来神色冷峻，他看着手中拿着的两张纸，念道：“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毛主席又说，这3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个？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但是要狠狠地批，要批透。”

接下来，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是康生。他给王力、关锋定的罪状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周恩来、反对江青、陈伯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还说，王力是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鼓吹“三和一少”的黑干将。

当吴法宪发言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罪魁”时，周恩来插话说：

“火烧英代办处没有王力的事。”

谢富治在发言中严肃地说：

“王力是个投机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坏事，他把许多情报偷偷地给一些有问题的人透露，这里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呢？”

周恩来对其他争先恐后发言的人说：

“你们让王力讲讲，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嘛。”

王力摇摇头，说：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最后，江青作总结说：

“根据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完全是黑线上的人。”

她当即宣布叫王力、关锋“请假检讨”。4名卫士应声进入会议室，控制了王力、关锋，将他们二人押出了会议室，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实行隔离审查。

会议室里开始批判戚本禹。周恩来指着戚本禹说：

“今天没处理你，就看你能不能改正。能改正，就继续工作，不能改正，就严肃处理。”

这个会一直开到8月31日凌晨2时半才结束。

会议结束以后，有关人员就叫王力、关锋将家搬到了钓鱼台一号楼，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后来在10月16日，有关人员把王力从钓鱼台1号楼送到西山一座别墅里，交给卫戍区看管。

据王力回忆，江青对别人说：“1964年9月，王力跟着彭真向主席汇报工作。彭真在汇报中，说了王力一些好话，夸他是‘优秀干部’。这充分证明，王力早就是彭真的人了。我们选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班子的时候，已经知道王力是彭真、陆定一他们一伙的，但是考虑到他已经揭发了彭真的许多问题，总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有这样的一些人可以了解他们的黑幕。就是考虑到这些，把他也吸收进来的。”

据吴法宪回忆说：“我听江青说：‘关锋这些人都是听陶铸那些人的话的，他们本来就是刘邓的人。’根据是林杰多次在社会上散布：‘陶铸同志不会说出违背中央指示的话的。吴传启同志不是三反分子，只要没有政治偏见，看了陶铸同志对吴传启的指示，都是认为吴传启同志是革命的同志。我觉得陶铸同志对吴的看法是合乎实际的。’还有，江青认为林杰是赵紫阳在广州搞假夺权的幕后策划者，他还要搞黄永胜，他对红卫兵说：‘广州的黄永胜官比我大，我管不了他，你们搞军区要慎重。’”

关于处理王关戚的过程，《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记载与上述有不同的地方：“杨成武从主席那里带着主席的指示来，先去跟总理、江青汇报。然后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说，主席向他问起过我。他在主席面前还给我说了好话呢。可后来他却说什么主席先说把王关戚一起抓起来。后来又叫他回去，说戚本禹先不抓，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老实说，如果主席真的讲过这话，那当时杨成武是绝对不敢到我办公室来的。杨成武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我的秘书当时都有记录的。我从秦城出狱后，还写过封信给杨成武，说你当初是怎么和我说的，怎么后来又在外面乱说。他也不给我回信。江青那时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躲过了一劫了。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江青让康生对他们的历史进行审查。后来开了个会，总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让王力，关锋在会上作了检查。然后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怕警卫有误会，我还特意问了总理，他们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总理还跟我说，主席交代，对他俩，不准交给群众批斗，也不准任何人去审问他们。对他们只是做内部审查，现在不设立专案。”“我就按总理的指示，在钓鱼台的2号楼找了两个空的房间，让他们住在里面，他们也向我表示，一定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检查自己的错误，态度很好。我回去就向总理、江青作了汇报。总理听完了汇报，还交代我说，要我每天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要经常用电话向他报告情况。然后他就走了。这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江青这么哭。当时春桥、姚文元都在场。姚文元也掉了眼泪。”“我从秦城出狱后，去看关锋。我和关锋讲了江青在他被隔离后曾号啕大哭的事，和说他对文革有功的肯定。关锋思考了一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对他的肯定是真实的，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这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关锋说，江青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而且有的错误还挺大。但同时他对江青的评价却非常高。他说，你看所有参加革命的女同志，有几个能和江青比？连蔡畅、邓颖超都不能和江青比；帅孟奇在敌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坚定，很勇敢，宁死不屈，但是她在路线斗争中却表现得不理想，还跟着刘少奇跑呢。再说国际上的，马克思的夫人，恩格斯的夫人，还有列宁的夫人，哪一个能比得上江青？所以关锋说，他不反江青，他以前没有反过，现在、将来也不反。关锋认为江青要本事大点就好了。”

《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说：“在王力、关锋被审查后，原来去找他们两个的造反派都转过来找我了。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和要求，都通过我来写了文件或简报送上去。所以当时陈毅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但陈毅说的‘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当时的党心、人心、军心是两大阵营、战线分明，不能一概而论。”

且说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批准在原有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34名“走资派”。

1967年9月1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杨成武、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李天佑等参加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中学红代会核心组、工代会等代表。

谢富治主持会议，他宣布说：

“今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