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偶然性的。林彪同志8月9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头一点不能强调，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谁靠毛泽东的威望，谁将来就会吃亏。”
话说周恩来在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同志们，战友们，时间很长了，江青、伯达、康生讲话我同意，稍微归纳集中到几个问题。
（1）形势任务。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形势的估计，在座的一些人，前些时候的看法是不对。8月5日在天安门上，有一个红卫兵问我：‘是否第3次大串联又要开始了？’我听了很奇怪。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目前形势是好的。去年8月份，红卫兵诞生了，革命的大串联煽风点火，要记上这一功。一年了，全国的火点起来了，机关、厂矿、企业也都起来了，当然还不平衡。一年来全国布局已经搞好，现在第二年就是争取胜利的一年。依靠谁去争取胜利，依靠北京的红卫兵？要相信全国广大群众，全国广大群众是会争取胜利的。全国革命群众都起来，都去争取胜利。当然胜利有早有晚的，但是解放要靠自己，也能靠自己取得胜利。北京的学生应该回本单位，争取本单位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把矛头对准刘、邓、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抓革命促生产。对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就要犯错误。现在是胜利的一年，第3年扫尾。等以后隔几年再搞。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不要主观地估计形势，出了个赵永夫就到处揪赵永夫，出了个陈再道，就到处揪陈再道。当然允许你们犯错误，我们老的还会犯错误的，但要紧跟毛主席，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这样才能保证全国的一致嘛。外事口联络站捉了两个英国记者，要同港英交换，提到国防部就被否定了。香港问题苏修一直搞我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有伟大的战略部署。港九同胞自己起来斗争了，有人建议，派一个营去消灭英国侵略者。我们不要受苏修的挑拨，修正主义骂我们‘天天喊反帝，连个澳门也不敢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能让一个小小战场牵制，要打就大打，最后解决帝国主义问题。这个部署，现在每一步都作准备。有人拿着枪要冲到香港去干，要去受锻炼。我们说小将要锻炼可以，可以编到军队中去作后备军，千万不要到边疆去冲。这个问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经常在脑子里盘旋的，任何人不要去干扰。估计形势要把中国和全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港九同胞也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他们搞得很好。港英封了3个报馆，群众起来了，大字报、小字报、油印传单到处都是，千万人都行动起来了，弄得殖民者没办法。不要认为只有我们才行，别人不行。不要想在北京包办，不要想去一些人就解决某某的修正主义问题。我相信只要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号召，你们大多数人都可以毅然走上战场。消灭帝国主义，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你们总是坐不下来，总是想走，还乘车游行，这样一废油、二废车、三那么多车，易出车祸，应把汽车交出来集中，抓革命，促生产。第二个年头是胜利的一年，主要靠自己，不要去干扰。
（2）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解放军这么好的队伍真正举世无双，解放军在制止武斗时，几十万人被打伤了都不埋怨，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军队的将领大多数都是好的，像赵永夫、陈再道是极个别的人。‘三支’、‘两军’任务一担上，因为多年不做群众工作了，没有经验犯了错误，这不同于刘、邓反动路线。只要主席、林副主席一说错了，他们绝大多数都痛痛快快地改了。我曾问了广州军区等4个司令员，他们当中是受46处伤的，都是身经百战的，即使犯了一点错误，怎能到处去抓大麻子呢？最近广州、徐州、重庆、沈阳、昆明等地都很紧张，有点问题就打倒，怎么谈拥军爱民？一定要写公开信，要支持解放军，我们不要自焚长城，让帝修反哈哈笑，我相信不会焚。最近广州武斗把外国船员都打伤了，我相信具有光荣传统的广州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停止武斗的。你们不要认为在毛主席身边，撒了娇也不批评。
（3）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卫戍区住满了外地群众，你们各红卫兵宣传队动员他们回去。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西单商场毁了多少财产啊！”
康生插话：
“有一些群众团体，中央一支持立即骄傲起来，高兴得过头了。宁夏我们一支持他们，就印了很大海报，马上要斗杨麻子，你们就有人支持他们犯错误。”
周恩来说：
“不准抢枪。夺了解放军武器、粮食、被服的要法办。再做下去就要采取措施，要严防坏人钻空子。有的好人被挑动，在北京要组织宣传队去动员住在革委会的人出去。有说反动话的可以批判，但不要打死人，打死人的要做工作，专政机关拘留进行教育。
（4）所有外地串联的马上回本单位。有些组织，中央一支持马上到外地，如武汉的去上海、东北。如二七公社的都要回本单位。红代会、市革委会要作出决定，不要去干涉人家。现在到处告急，福州、南宁、新疆、哈尔滨、济南等等，去串联，号称首都红代会，中央批准的，哪有这么回事？你们去年串联煽风点火做模范，今年搞斗批改也要做模范。在本单位搞斗批改，搞大联合、三结合、也要做模范。希望北航、师大要坚持下去。搞一个工代会又搞一个，应该联合嘛。大家都有共同基础的，为什么联合不起来，两派都要做自我批评。整风是为了做到老学到老、跟毛主席跟到老。我1922年入党，46年了，就我的水平不可避免有错误，犯了不少错误，写下不少错文章，做了不少错事，但是我还是要革命的嘛，可以改嘛。如果是这样，我欢迎。如果是好意帮助，我感谢，如果拿这个来挟我，我反对。不是总有人想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水搞混吗？
（5）大联合、三结合。在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年了，不然怎么算成果。由于前段你们把形势估计错了，不是拥军爱民，到处武斗夺权，不联合，不搞大批判，使生产下降了。
（6）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最后结果。现在铁路运输降到最低指标，港口货物卸不了，天天罚款。如果我们搞得好，用不了半年，生产可以恢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收获很大很大，损失很小很小。煤矿要抓，矿院的同学要去做工作，不要搞派，要制止武斗。只要按毛主席的部署，革命就会搞得更好。革命搞好了，生产就很快上去了。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不符合我们伟大的国家的要求。
（7）1966年毕业生从9月1日起开始按毕业生待遇，已经决定了。正式文件已经批下来了。北京市公共汽车不买票，还打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这怎么能容忍？中学红代会要组织安排军队，作说服教育工作，不要武斗。”
谢富治见周恩来讲完了，便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开了好几个钟头，通过了一项决议，刚才几位负责同志讲了，我没有多少话讲。”
接着，他提出了9条意见，其中说道：
“清华、北大、师大，搞好本单位就是对外地支持。否则，不搞好本单位大批判，到外地去，去干什么？说个不好听的，出风头！江青同志点了，北航、师大，每个学校都应该这样做，所有红卫兵小将都要在大批判、斗批改中立新功。”“主席话不听，总理话不听，中央文革小组话不听，究竟要听谁的话？北京市两大派都是革命的，特别是有个倾向，这一派利用那一派某一个人有什么错误，就想把那派搞垮，这是错误的。就是那一个垮了，也不能把那一个组织那一派搞垮了。江青同志说的我同意。北大聂元梓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但要把人家打倒，我反对。有些大字报很不严肃，我反对。地质朱成昭是坏人，该打倒，但是要把他同地质学院分开。还有个条子，写打倒谭厚兰，这是错误的。群众领袖嘛，不要随便打倒，要打倒也要和中央文革打个招呼。革命群众树立起来，怎能随便打倒？还有打倒徐凯，群众领袖有错误不能随便打倒。委员有错误可以批评，委员不要自己拆自己的台。所有人不管谁有错误，也不要从中捞稻草，还是要搞大联合。”“‘红旗军’、‘联动’都是坏的，不能翻案。可是现在有人想把我们的卫戍区搞垮，北京卫戍区保卫着我们首都，搞垮了怎么行？现在听说是石景山的工人在卫戍区，大多数是保守势力搞，这样做谁高兴？有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但采取造反的办法，我们反对，要爱护解放军，特别是首都的军队。”
“以上有人说是老一套，搞武斗是新一套呀？只能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只能搞这个老一套。有人认为不对，可以提新的。武斗内，加一条，‘不发工资’是新一套。”
9月4日，戚本禹在给毛泽东的检讨信中写道：
“王力、关锋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虽然王力的讲话，关锋的文章我都没有参与，但是我在思想上实际是跟他们一致的。对主席的指示没有很好地去领会，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我也是犯有错误的。”
不久，毛泽东在戚本禹的检讨信上批示道：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主席的批示就写在我给主席的检讨上，由徐业夫直接交给我的。”“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给总理、江青他们汇报了，当场还一起讨论了如何落实主席的批示。他们要我去把主席批示向王力、关锋作个传达。我就问总理，是我一个人去告诉他们，还是谁跟我一起去？总理说，让春桥跟你一起去吧。我就和春桥一起向他们作了传达，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主席称我们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
9月4日下午，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他在插话中说：
“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
“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
“有的‘四大’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
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姚文元撰写、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入了一段关于揭露“516反革命集团”的文字，他写道：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后来在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由陈伯达为组长，以谢富治、吴法宪为副组长。
9月9日晚10点30分，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客厅里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他说：
“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从1911年到1928年，17年的分裂。”
他掰着指头说：
“无非是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曹锟当总统，张作霖不当总统当大元帅，一直到蒋介石。从蒋介石开始统一，但也没有完成统一。山西有阎锡山，四川有刘湘、杨森，西北有三马，云南有龙云。我们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你们议议，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张春桥说：
“我们有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为中心，可以教育全国人民，把各派斗争引导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听到这里，点点头又摇摇头，他说：
“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我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你们将来要吃亏的。你们讲毛泽东，我垮台了，你们要吃亏的。”
杨成武肯定地说：
“主席垮不了台。”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
“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偶然性的。林彪同志8月9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头一点不能强调（即‘头一条就是要靠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笔者注），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谁靠毛泽东的威望，谁将来就会吃亏。”
杨成武说：
“人民要统一，不要分裂。18年来祖国的统一人民是高兴的。谁搞分裂，谁就会被人民被历史所抛弃。”
毛泽东点头说：
“成武这条讲得好，人民不喜欢分裂，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杨成武继续说：
“我们有几百万军队，军队是稳定的，是统一的。这样大的冲击，军队没有垮，坚决按主席‘四不’的指示办。”
毛泽东说：
“是呀，这样大的冲击，军队没有垮，军队还是好的。不能说都好，人武部和部分军分区，还有一些独立师就不大好。野战军队好。”
余立金说：
“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
毛泽东不满意地说：
“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群众大多数是好的，但红卫兵把干部揪多了。”
张春桥说：
“现在的情况跟辛亥革命不一样，地主、资本家都打倒了，没有地主、资本家了。”
毛泽东说：
“对，过去军阀混战，军阀混战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之争，每个派都有帝国主义支持，和现在的局面不同。天下大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七八月份大进了一步。7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是好的：黑龙江省、北京市、山西省、青海省、山东省、上海市、贵州省。还有8个省的问题基本解决：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内蒙、四川、甘肃。河南加上山东就有1亿多人口。湖北、湖南、江西、浙江4个省合起来又有1亿多人口。1亿多加1亿多就是2亿多人口了。今年还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可不可以再解决10个省？北方5个省：东3省和河北、天津。黑龙江虽然算好的，但内部还有点问题要解决。南方5个省：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如果解决了这10个省市，那形势就好多了。解决的方法，一个一个地解决。全国没有几个省嘛，7个8个加10个是25个，其中黑龙江是交叉的，总共是24个省市。全国不过29个省市，就剩下新疆、西藏、宁夏、陕西、云南，何况宁夏和陕西问题已经不大。如果年底10个省完不成，搞9个也可以。9个完不成，搞7个8个也可以。没几个省市了嘛！”
毛泽东吸着烟，提到浙江问题时说：
“龙潜整得过分了！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
张春桥插话说：
“我已经把主席的指示告诉浙江了。”
毛泽东说：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官做大了，薪水高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北京有的老帅就喜欢骂人训人，人家就找机会反你，平时没有机会讲，一有机会就爆发了。过去罗瑞卿、刘亚楼锋芒毕露，盛气凌人，刘亚楼我就批评他几次。”
他指指杨成武、余立金：
“你们搞军队的人，要特别注意，不要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们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
杨成武笑着说：
“我们过去都有这个缺点，结果人家口服心不服。”
“是嘛！年轻时都有这个毛病，我拿棍子打我的弟弟，我的弟弟对我就口服心不服。”毛泽东说罢，转向张春桥问道：“你是不是好些？”
张春桥说：
“我过去脾气也很大。”
杨成武说：
“我过去就有这个毛病，碰一碰钉子就好了。”
毛泽东说：
“我跟成武有同感。恐怕人都有这个毛病，碰一下钉子有好处。我要感谢四中全会让我碰了钉子。其实四中全会的决议，比立三路线还‘左’。我们现在有的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不要搞喷气式。总参是否也搞了点。”
杨成武说：
“搞了点，还比较文明。”
“还文明呐？”
毛泽东睁大眼睛，笑了起来。杨成武也笑了，他说：
“是相对群众组织而言。解决军队在支左中犯了错误的问题时，一条经验就是按主席指示的要先做好军队内部的工作，然后再做好两派的工作。”
毛泽东说：
“成武会讲话，你那里一讲，我这里就会想问题。在武汉我们就有这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该找陈再道做工作，可是没有做。结果等到第5天才谈话，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陈再道3次站起来要走，以为我们要抓他。没有先做好部队工作，然后再去做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杨成武说：
“春桥、文元到济南去做得比较好，先做好了部队工作，再去做群众工作。”
杨成武在抗战时期是张春桥的上级，所以对张春桥直呼其名。毛泽东见提到济南，就问张春桥：
“是呀，我不是要你们到济南住到部队里吗？”
张春桥说：
“我们住在军区8天时间，6天是做部队工作。”
“你到南京住在哪里？”
“也住在军区，时间比较短，许世友、杜平没有同我们说什么。”
“那是许世友不跟你谈嘛！”
“杜平同志要我到军区党委扩大会去讲话，我要简报看，不给全份，只给了两期。”
“给你来个下马威呀！”
杨成武插话说：
“有时秀才也很凶。”
毛泽东说：
“深刻。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