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我讲了一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还讲了一路的大联合，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话说毛泽东在去武汉的途中交代杨成武说：
“这次要在武汉住几天。还住东湖梅岭1号。”
杨成武说：
“可以，政治形势已经基本稳定了。”
“我就怕4方面军出问题，结果还是出来个陈再道。你认识不认识曾思玉？”
“认识。”
“怎么认识的？”
“他原来在我们3团当青年干事，以后到1军团当侦察参谋，那时我们就相识。抗战时，他在晋察冀4纵队当副司令员。司令是陈正湘，政委是胡耀邦，副政委是王昭。那时我们已经熟悉。”
“这个人怎么样？”
“这位同志很好。打起仗来不怕他不勇敢，就怕他太勇敢。有机会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他就决不放过，一心要打。我打仗时，最担心他太勇敢暴露了我整个的战役意图。”
“哈哈，讲得好。”
“工作起来不怕他不积极，就怕他太积极。一个窗户、沙发、桌子、茶杯他也管，管得太细太多，下面有反映。”
毛泽东笑着说：
“行啦，我了解这个人了。”
1967年9月19日凌晨，专列进入武汉，毛泽东换乘吉普车要看武汉三镇的市容和大字报专栏。军区领导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希望他晚上去看。毛泽东坚持白天看，他说坏人总是极少数。他访问了工人，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1号。他在住处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到了正在考虑的下一步部署，他说：
“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1月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
9月20日晚上，毛泽东接见了武汉军区新的领导班子和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他问曾思玉、刘丰说：
“形势怎么样啊？”
曾思玉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毛泽东说：
“对‘百万雄师’怎么样？整得太厉害了，这样不好。坏的只是一小撮头头，大多数都要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包括陈再道。独立师的干部不要去揪，不要搞苦了。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话，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
毛泽东问刘丰：
“不是有人要打倒你吗？”
刘丰说：
“打倒没关系。今天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不翻案就没有好下场。署名‘狂人’。”
毛泽东说：
“坏人总是极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
关于体罚问题，他说：
“体罚，我最反感。你们是不是把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土豪的办法拿到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怎么行？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那样搞会脱离群众的。‘降落伞’是武汉的特产，‘燕飞’是王光美在桃园搞的那一套。”
毛泽东又说：
“文革搞一年多了，大概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明年的春天一定要结束，接着我们开‘九大’。我看明年秋季9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九大’，那些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贺龙、邓小平、乌兰夫等人都要当中央委员。贺龙，在延安我就讲过，他是2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要保护他。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
他指指杨成武，嘱咐道：
“你要把这个话报告给总理。”
毛泽东顿了一下，突然说：
“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4个官衔，讨嫌。谁封我4个官呀？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你们不要宣传这个，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万岁，宣传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他见大家都非常严肃，不说话，就望着曾思玉说：
“曾思玉同志，你知道你的老首长怎么说你吗？他说你呀，不怕你打仗不勇敢，就怕你太勇敢；不怕你工作不积极，就怕你太积极。所以我讲了不少，叫你不要太积极，影响了整个战略意图。”
曾思玉嘿嘿笑笑。杨成武插话说：
“曾思玉同志，我跟主席说过，你想从东北调批干部到武汉。你刚到武汉，对武汉干部情况不了解，调些人来是需要的，但调人多了，恐怕就会有副作用。你已经调好几个人来了，行了，不要多调了。虽然用着随手，不一定好。”
毛泽东说：
“你的意见好，不调不行，调多也不行，副作用大。”
曾思玉说：
“武汉现在还有人打枪。”
杨成武说：
“除北京、上海没发生抢枪，还有内蒙、河北、山东、山西、甘肃、青海基本上没有抢枪，其它地方程度不同的发生抢枪。还有打枪问题，听说重庆打了1万多发炮弹，开始也不大相信，以后听梁兴初同志讲为什么打，怎么打的，都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这是个训练，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不过瘾。”
曾思玉说：
“在武汉有个造反派有几百条枪，白天晚上总打，天天打，打得人心不安。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叫他们不要乱打了，把他们带去靶场，每个人打一次靶，回来后，他们就再不打了。”
毛泽东说：
“湖南也是这样，这是个好经验。拿了枪不让打还行？打完了靶再上交。总之，干部问题，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解放一批干部。干部有些是政治历史上有问题，如自首分子，投敌、脱党分子，叛变分子，三反分子，除了这些人以外，对广大干部要加以教育，组织他们集训，然后有的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调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不可不教而诛，当然教过之后就更不可诛。”
9月21日上午8时，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就解决了。准备返京，部署工作，加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解脱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什么时候走？”
“明天。在郑州停一天。”
9月22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了武汉。
9月22日上午，河南省和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奉召来到停在郑州火车站一段道岔上的专列旁。刘建勋是摇摇晃晃、拖拖拉拉地登上专列，满不在乎地走进客厅，随随便便同毛泽东握一下手，不等让座，也没有客气寒暄，便大喇喇地朝毛泽东身旁的沙发上靠下去，两只脚互相帮忙，漫不经意地脱下那双圆口黑布鞋，两只手捋起裤腿，露出毛茸茸的两条腿，身体一仰，两脚两腿都上了沙发，像北方老太太一样，盘腿坐到沙发上。车厢里毛泽东的那些随员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毛泽东对刘建勋这种农民习惯似乎是司空见惯了，笑微微地问道：
“河南形势怎么样啊？”
刘建勋一边用手搓着脚上的泥，一边说：
“我们搞大联合，下边搞武斗，武斗搞得厉害。”
杨成武看着刘建勋实在不像个样子，想给他提个醒，可当着毛泽东的面又无法说出口。刘建勋在汇报到开封东郊的情况时说：
“我们主张不打，加强政治攻势。”
毛泽东说：
“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824’做工作。我赞成你们的意见。”
刘建勋说：
“康生和江青讲话，提出一个‘文攻武卫’，打起来就分不清是谁攻谁卫了，都说是武卫。”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微微皱着眉，吸着烟，问杨成武：
“她那个讲话录音调来了吗？”
“调来了。”
“放一遍，你们都听听。”
这是江青在9月5日接见安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录音，只听她说道：
“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你讲的倒容易，我们在那里斗得可厉害啦！同志们！我们也斗得挺厉害的，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
（暴风雨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也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要有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逐步成立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才能够进行斗、批、改，才能够保证全国范围的革命的大批判运动。”“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你不要光看我们有的老干部犯了错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打起仗来他们可很勇敢，很可靠啊！”“有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形势，说错些话，做错些事。只要他想改正，作自我批评，就好嘛。应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应该遵照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国防前线，现在要下一道死命令，严禁夺枪，如果有人硬要夺，解放军战士有权自卫还击。中央已经通过了命令。我要是警卫战士，谁要夺我的枪，我一定还击。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录音放完了，大家都不做声。毛泽东吸着烟，慢慢地说：
“‘文攻武卫’不能这么提。我讲了一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还讲了一路的大联合，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现在讲‘文攻武卫’，就是唱反调嘛！双方都搞起‘武卫’来，戴上柳条帽，拿起长矛来，还怎么联合？这个提法不行。”
刘建勋盘腿哈腰插上一句：
“有的小报还登主席到过什么武斗现场。”
毛泽东说：
“屁话！我住虹桥宾馆，大门也没出过，成武知道。”
杨成武说：
“根本不可能的事，主席从没出过宾馆的大门。”
毛泽东接着说：
“我已经讲了一路，南京军区不能倒，许世友不能倒。南京军区是个标志，南京军区一倒，其他军区都要受影响。我讲了一路文化革命不能搞下去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有人就是不听招呼。王力就是不听招呼！”
他站起身，又说：
“我知道，有些人是不会听招呼的，他还要搞下去。谁要搞谁就搞去，我是不要搞了。有些话我不在这里讲了，我回北京再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