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这次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他们一肚子气，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话说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召见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他特意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了这次谈话。毛泽东首先对陈毅等人说：

“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

他转向李富春、李先念问道：

“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

李富春回答后，毛泽东说：

“总之，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现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归，或者带包袱去住个把星期。”“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

他转向陈伯达，问起“九大”的报告稿，说道：

“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20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3个人要一起找林彪同志谈一谈。”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苏联军队再次侵入中国的领土珍宝岛。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分乘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带蓬卡车和一辆指挥车，突然袭击正在珍宝岛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军战士6人。中国边防军站长孙玉国率部被迫自卫还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驱逐了入侵的苏联边防军。

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苏军制造的流血事件，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以东、乌苏里江西岸附近，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一直是在中国管辖之下，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苏联在勃烈日涅夫上台后，就开始走上了扩张主义的道路。他对西欧采取攻势战略，在中苏边境大量屯兵，制造事端。从中国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后，到1969年3月间，在这4年半时间里，苏军在中苏边境挑起边界事件多达4189起。其中，在1969年1月和2月间，苏联边防军就8次侵入珍宝岛。同时，苏联国防部命令其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就是毛泽东几年来一直提出要准备打仗的主要原因。

3月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关于“九大”报告稿问题，他说：

“原定2月20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笔者注）推迟时间。”

在大家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

“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

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针对苏军入侵、制造珍宝岛流血事件问题发表了题为《打倒新沙皇》的社论。

3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再一次说：

“要准备打仗。”

3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关于“九大”准备工作，他说：

“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

由于“九大”报告稿迟迟写不出来，毛泽东有些生气，他说：

“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

他问陈伯达：

“你究竟和什么人在搞？”

陈伯达说：

“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毛泽东批评他说：

“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

3月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九大”准备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共128人参加了会议。

3月12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九大”报告稿由两套人马同时搞，他说：

“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两家各搞各的。”

关于“九大”报告的主题，毛泽东说：

“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

此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3人一组，林彪、陈伯达一组，同时起草报告稿。

3月14日到15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珍宝岛。在中苏双方冲突中，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被摧毁17辆，入侵者被击毙58人，伤94人。

毛泽东看完一份有关珍宝岛冲突的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

“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

他身边的人问：

“美国人高兴吧？”

毛泽东说：

“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让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身边的人回答：

“中美苏3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

毛泽东说：

“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此时的苏联，它的主要对手仍然是美国。勃烈日涅夫也担心，如果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战争，对苏联也不利。于是，勃烈日涅夫通过热线电话直接要到了北京，中共中央总机室的话务员问道：

“你是谁呀？”

莫斯科那一端回答说：

“我是勃烈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

中国话务员一甩小辫子，骂道：

“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话？”

勃烈日涅夫被骂，只好挂了电话。中央领导人闻知此事，有的表扬话务员政治水平高，有的则批评话务员说：

“你也不请示领导，怎么能胆大包天，干这种事？”

3月15日，《红旗》杂志第3、4期在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段指示：

“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3月15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关于准备战争问题，他说：

“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是不行的。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

“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红卫兵打仗勇敢，红卫兵还是要称赞一下，他们还很活跃。凡是过去武斗比较厉害的学校，现在就转得比较好。对这些武斗的学生，军队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红卫兵不听话是个暂时现象，或者是有坏人指挥。红卫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间有一个时间不听话，现在就好了。”

关于落实政策问题，毛泽东说：

“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也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改悔，难道他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

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不解放是不妥当的。当然不是一个不关。我们历来讲坏人是极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得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不要在学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为肚子里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政策不落实，不解放知识分子不行。”

“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二月逆流’不仅北京有，其它地区也有。‘二月逆流’不仅冲击了地方机关，也冲击了军队机关。那个时候，一时打倒这个，一时打倒那个，可多了，无非是说错了话嘛！我主张‘九大’报告上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1966年冬季和1967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有点不服，所以闹。这次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他们一肚子气，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有些犯错误的，过一两年还是要解放他们，就是不让他们掌大权。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斐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德一个人有什么用，还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场。这次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二月逆流’这些人选为‘九大’代表，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天地悠长，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主要是落实政策的问题。反帝必反修，不反帝反修是不能胜利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九大”的准备工作，他说：

“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

他转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说：

“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4月1日开会。”

张春桥、姚文元从3月16日开始，陆续分批将报告稿交毛泽东审改。

3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社论中说，根本的一条就是：“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认真学习、努力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广泛发动群众，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

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中苏热线打到中国外交部苏欧司，代司长李连庆接了电话，柯西金说他要找周恩来总理讲话，李连庆回答说：

“我们两党已经没有关系，但两国还有外交关系，我将立即报告周恩来总理。”

随后，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亦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周恩来立即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备忘录中写道：“从当前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是日晚，周恩来即将一份报告呈送给毛泽东。

3月22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

尔后，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奉命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里扎维金，向他递交了备忘录。

3月22日下午，毛泽东找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的准备工作，还特地把正在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也找了来。他首先对陈毅等人说：

“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

毛泽东转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们说：

“‘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

3月下旬，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九大”问题。他拿着厚厚的揭发材料，对周恩来说：

“贺龙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这是林彪、吴法宪送来的，全是贺龙的亲信和部下揭发的哟，我还怎么讲话？”

原来，贺炳炎等人在他们所写的《回忆洪湖斗争中的几个小故事》里说到贺龙时，写道：“贺龙是一条活龙，国民党军队围住了他，他会呼风唤雨，变成一条龙，溜出去了。”

毛泽东对这类话很反感，他说：

“贺龙是条龙，就可以登基当皇帝了吧！”

陈毅说自己在文革中有错误，对照“九大”代表的3条标准恐怕已不够格。毛泽东说：

“这3条你不够格，你可作为右的代表嘛！”

陈毅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尽管毛泽东说他是右的代表，但他心中非常明白，毛泽东还是在保护他的。

后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毅成为“九大”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

3月3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呈送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

此时的徐海东，因为还没有接到出席大会的通知，心中正在纳闷。他记得自从自己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中央每次开会，毛泽东总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4月1日中午，徐海东接到通知，参加下午开幕的“九大”。在“九大”上，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在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0岁。

3月31日，毛泽东在最后审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时，又在上面加了一句：

“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继续给以帮助。”

后来“九大”采用的正是经毛泽东多次审改的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这个报告稿，而林彪、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就弃而不用了。当时参加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在多年后回忆说：“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

1969年4月1日下午5时，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512人，代表着全国2200万共产党员。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总结和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调整党的权力机构和人事安排。

毛泽东在《东方红》乐曲声中登上主席台，全场欢声雷动，掌声震耳。

大会首先由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宣布：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毛泽东一开口讲话，便被“万岁”和“万寿无疆”的呼声打断。毛泽东接着说：

“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日程主要包括3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选举主席团。要不要读？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176名，行不行呀？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有董必武、刘伯承这些人；有于会咏、王体、王震这些人。一共176人。你们手上都有，赞不赞成？赞成的举手。”（全体代表举手）

毛泽东说：

“多数吧？通过了。”

（周恩来插话：请当选主席团成员上来。）毛泽东接着说：

“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周恩来插话：毛主席当合适。）（林彪插话：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鼓掌）毛泽东说：

“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全体举手一致通过）（林彪说：好！全体通过。）毛泽东说：

“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一致举手）

毛泽东接着说：

”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鼓掌通过）

毛泽东说：

“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从1921年到现在，我们已有40年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董老，还有人不认识吧？（董必武站了起来）再一个就是我。其他好几个牺牲了，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有4个：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张国焘，刘仁静这两个人还活着，张国焘到加拿大去了，刘仁静在北京，是个托派，见过托洛茨基。另一个李达，武汉大学的校长，早二年去世了。那时全部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六七十个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后来就发展了。从那一个时候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第四次，人都很少，几十个人。第五次是在武汉开的，人多一些，可能有百把人。第六次是在莫斯科开的，几十个人，恩来同志参加了。（周恩来插话：还有刘伯承同志。）第七次是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清算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那时党内有分歧。有人提议，不选王明路线的人到中央。我不同意，说服大家选了他们。结果有几个人不好，王明跑到国外去了，反对我们，不好！张闻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维汉不好！（周恩来插话：还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错误。其他几个，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那时不知道不好。对他们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

从‘八大’以来，现在搞清楚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比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们这次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开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胜利？我认为是可以的。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可以的。庆祝党的这次大会的胜利！

现在请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毛泽东一个简短的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打断了10次。

接着，林彪代表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