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话说1970年10月6日，中国政府和越南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和军事援助议定书。
10月10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反对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建立“高棉共和国”。
10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了金日成，在谈到抗美援朝开始前后的情况时，他说：
“我们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来不是总理去了嘛，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说：
“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解释说：
“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说：
“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他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可惜那时候只有5个军，那5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7个军就好了。”
毛泽东还说到了当时提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积极作用。他说：
“那些人有20%的战士、干部是积极的、愿意打的。这是根据他们当时的调查。动员了以后，他们作了一个调查，说有20%的战士、干部是愿意打的，有20%是不愿意打的。”
周恩来插话说：
“那是在开始的时候。”
毛泽东说：
“除了这40%，还有60%，是打可以，不打也可以，随大流。我说这就可以了嘛，因为有60%可以随大流，可以赞成打，再加上20%愿打的，这不是80%了吗？就可以打了嘛。又把国际主义跟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也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
金日成表示赞成，他说：
“是的。当时提出这个口号很好，很正确。”
毛泽东说：
“你不去支持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样战士就理解了。”
10月14日，毛泽东在搁置了半个月的吴法宪检讨书上作了一些重要批示。
吴法宪在检讨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见过。”
吴法宪在检讨中说：“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政治上极端幼稚。”
毛泽东在这一段文字旁批道：
“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吴法宪在检查中说：他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陈伯达曾问他，说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没有？
毛泽东在“伟大谦虚”4个字下面划了杠，批道：
“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他还批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一处特别注意，在下面划了横线，在“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划了双道横线，旁批道：
“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存中央办公厅。”
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书上批示道：
“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啦，要上天了，把‘九大’的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
毛泽东在叶群检讨中谈到的“天才”问题一处，旁批道：
“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天才，不是在‘九大’讨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他又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一处，旁批道：
“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查上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
毛泽东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划了杠，批道：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上说“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
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他们事先是经过密商的，就在下面划了双道横线，旁批道：
“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退中办存。
毛泽东把上述两个批件同时批给林彪看，是想借此推动他一把。此后，他一直期待着林彪本人的“表态”，但始终不见林彪有任何动静。
10月下旬，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当面商量，要请他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
原来，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愿望十分强烈，他曾在10月初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2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酒会上，第一次有意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他还私下委托齐奥塞斯库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国。
中国有关方面马上注意到了这一重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