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中要求全国各地陆续召开地方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党委。要求新党委成立以后，不另设重叠办事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就是党委常委会的办事机构。
后来，地方党委成立后，新党委和原来的“革命委员会”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党委的第一书记基本上都兼任“革命委员会”的主任。
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中说：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由康生任组长，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江青出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后，参与领导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同时，她还管辖中央工、青、妇和“五七”干校等机构。
11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高级干部主要是指：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队军党委常委以上干部。《通知》要求全党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毛的书，以便区别真假马列主义。
《通知》中规定了高级干部学习的书目，要求先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6篇（部）马、恩、列著作，再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5篇著作。
《通知》中还规定：在学习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自学为主，自学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坚持天天读。
后来，在理论界、教育界和中层干部中也开展了学习运动。
11月9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同意，转发了山西省关于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中写道：
领导干部“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学大寨，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学大寨就是一句空话。”“学大寨，必须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带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不断改造世界观。”
11月13日，毛泽东对黄永胜进行了批评。后来，叶群对黄永胜说：
“我们的检查到此结束，再不能往上面推了，再不能兜问题了。再兜下去，非得把林总兜出来不可。那样，我们就完了。只要保住林总，我们就好办。现在主席一会儿半会儿还不敢把火往林总这里烧。但是谁要是牵出林总，那可就说不定了。”
她还一再交代黄永胜说：
“现在可是考验人的时候，关键时刻最能够见人心。林总的接班人地位是上了党章和宪法的，我们现在就是要保住这个地位。所以，说到底，这场斗争也就是捍卫党章和捍卫宪法的问题。”
有一次，黄永胜几个人在军委的一个会议室里开会，在议论到江青和张春桥时，吴法宪突然说：
“如果一定要把我打倒，临死我也要把江青杀掉！”
可这话一出口，他又连声说：
“黄总长，你可别揭发我呀。你揭发了我，我也是不会承认的。”
他又问黄永胜：
“黄总长，你说毛主席到底是要自己的老婆还是要接班人呢？”
黄永胜说：
“应该是要接班人。”
吴法宪说：
“可惜林总不是毛主席的儿子。要是他的儿子，也许会更好些。”
黄永胜说：
“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能搞那种传宗接代的事情？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可是上了党章的。”
11月14日，周恩来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第5次单独会谈。
叶海亚·汗这一次来北京访问，带来了尼克松的私人信件。尼克松在信中提出了他访问北京的请求。
后来在11月下旬，周恩来又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访中，得到了尼克松同样内容的“口信”。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的由江青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指示》中对陈伯达的行为作了充分的揭露；但对林彪只字未提。
这一天，中共中央同时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下发到党内军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由此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
11月17日，北京卫戍区在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一份报告中说：自去年7月至今年8月，卫戍区先后分4批组织了13个团，进行了1000里和2000里战备野营拉练。同时，组织6个团进驻山区农村，结合战备疏散，进行了以练“藏”、“打”为主的野营训练。在战备教育的基础上，通过野营拉练，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增强了战备观念，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斗力。
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他写道：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是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11月24日重要批示为纲，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
自此以后，解放军各部均分批分期实行野营拉练。战士们肩背行装，翻山越岭，踏冰趟河，徒步训练，培养吃苦耐劳精神。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帮助群众解决所能解决的困难，加强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革命传统教育，保持了人民军队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1970年12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12月9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正式传话给尼克松说，中国政府欢迎他到中国访问。周恩来的“口信”是：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周恩来在“口信”中还特别说明：这个“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
12月16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 12月16日
12月16日这一天，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召开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陈伯达的问题。
12月18日一大早，毛泽东把斯诺和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接进中南海，共进早餐。
毛泽东因伤风而感到有些不舒服，他抱怨医生们没有能力预防像伤风这样简单的疾病。斯诺向他推荐了莱内斯·波林用大剂量的抗坏血酸来治疗伤风的方法。毛泽东说：
“我准备试用。如果有帮助，你就有了功劳。如果使我中了毒，你也不会受到责备。”
接着，毛泽东就谈起了文化大革命，他说：
“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
他还说：
“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斯诺说：
“我在写我们1965年1月那次谈话的报道中，说你承认中国有个人崇拜，而且有理由要有个人崇拜，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毛泽东说：
“你说我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人总要有个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你写了中国的个人崇拜又怎么样呢？有这么一回事嘛。为什么不可以写？他是事实嘛。在我们1965年谈话时，党的权力、宣传工作的权力、各个省和地方党委的权力，比如北京的权力，我都管不了啦。正因为如此，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那些官僚机构。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
斯诺问：
“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泽东说：
“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要降温。但要人们克服3000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事情。”
斯诺说：
“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泽东说：
“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诺问：
“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泽东说：
“不怎么样。”
“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泽东说：
“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要踢我？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他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如此。比如，我们35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斯诺激动地说：
“我很感谢你。”
毛泽东接着说：
“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
斯诺说：
“不知道那些呼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常常想，他们那样做不是为了拥护毛泽东，而是为了自己，想这样来表示自己是最好的毛泽东主义者。”
毛泽东说：
“这些人分三种：第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是假的，是伪君子。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诺又问：
“你是在什么时候，决定在政治上解决刘少奇的？”
毛泽东说：
“那就早了。决定是在1965年1月做出的。当时，我把一份就要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提交政治局，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就坚决反对。1965年10月，批判了《海瑞罢官》后，文化大革命就迅速地展开了。”
斯诺提到关于发表《海瑞罢官》的事，他说：
“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泽东说：
“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做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实人。”
华国锋是在1970年12月初升任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广州部队政委。毛泽东又说：
“中国应该学习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50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我是不行的。”
他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
“中美大使级会谈，15年谈了136次，名副其实的马拉松会谈。现在，我不感兴趣了。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在现在必须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的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
斯诺问：
“主席愿意见尼克松吗？”
毛泽东伸出一个指头，说道：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的，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们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也不感兴趣了，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之，都行。”
斯诺说：
“我看吵架难免，也不要紧。”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
“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做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1972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1000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3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斯诺问：
“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吐出一缕青烟，慢慢地说道：
“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这次会谈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多钟才结束。毛泽东亲自送斯诺和夫人到大门口，他最后对斯诺说：
“我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只是一个云游世界的打着一把破伞的独行僧罢了。”
这是毛泽东同斯诺的第5次会晤。这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谈话。毛泽东风趣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我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待不住的。”
斯诺后来写道：毛泽东同他谈了打倒刘少奇的事。“1962年以前，刘少奇没有公开反对过毛，在1959—1960年是捍卫三面红旗的。但是1962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遭到刘少奇的批评。”
就在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后不久，经毛泽东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解决中美关系问题，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和斯诺会谈结束后，在送他们夫妻二人时说：“我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只是一个云游世界的打着一把破伞的独行僧（请参看前边所说的‘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笔者注）罢了。”这后半句颇具自嘲意味的话，可以说是老人晚年凄凉心境的真实流露。纵观毛泽东一生，固然是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但从他青年时期在研究“新民学会”章程之时就不得不隐忍“改造世界”等大主张，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共28年）在党内高层一次次地处于少数派地位，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27年）依然是孤军奋战，这一切的一切，怎能不让他大发感慨呢？作为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认真地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革命领袖（即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员，一个为教化他人而云游世界的打着一把破伞的独行僧），在中国革命阵营高层中，他的确是一个孤独者。而那些国粉一类人则往往把他说成是一个惯用权术、深藏不漏的人；不少年轻人也人云亦云，深信不疑。其实大谬不然。正像毛泽东对斯诺所说：“我们35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何止是对外国人不讲假话，毛泽东对党内党外的人从来都不讲假话。即便是对于敌人，他也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真的“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一个很真诚的人。难道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