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话说1970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报告上批示道：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在战争年代的战功和文革中的新功——笔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月2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12月16日对38军报告的批示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及毛泽东在19日的批示，在北京主持召开华北“批陈整风”座谈会。
周恩来在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系统地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这次华北会议一直开到1971年1月24日才结束。
在华北会议期间，周恩来向李雪峰流露出毛泽东要继续保他的意思。但是李雪峰提出要将庐山会议上华北组的第2号简报公开，他还对自己作了许多辩解。
周恩来还在华北“批陈整风”座谈会上鼓励李作鹏站出来揭发问题，他说：
“到现在你还不揭发问题，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有什么问题就揭发什么问题，该揭发谁你就揭发谁。你写出来，如果觉得需要保密，你可以把材料交给我，我保证给你交到毛主席手里，什么人我都不会告诉的。”
12月25日，中央研究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问题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修建葛洲坝工程，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际准备。”“也要考虑今后保证三峡高坝建设有效措施。”
12月26日，是毛泽东77岁周岁寿辰，中国各大报刊登载了毛泽东和斯诺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的大幅照片。斯诺被介绍为“美国友好人士”。这是继1936年、1939年、1960年、1964年，斯诺多次充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同外界联系的“媒介”之后，又一次成为中美关系解冻的“报春燕子”。
这一次与10月1日毛泽东让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试探气球”的效果大不相同，他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上的照片，以及斯诺回国后撰写的关于他和毛泽东谈话的文章，终于成为轰动全世界的新闻。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奉总统的旨意，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
12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25日主持起草的关于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提请毛泽东指示的报告中批示道：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林一山后来回忆说：“这个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指示，给我很大启示。这项工程在开工约两年之后，果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今天，当我回忆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开始提出的关于长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倍感亲切。数十年来，毛主席总是不断地为我们创造实现治理与开发长江的必要条件，长江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远见卓识！一代伟人，在万里长江的辽阔大地上，为我们勾勒的蓝图已经不断地显现出绚丽的色彩！”
12月26日这一天，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这艘核潜艇没有用一个进口零件，成功地打破了超级大国在水域方面的核封锁、核垄断、核讹诈。
12月29日，姚文元在呈送毛泽东的《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在“批刘”（刘少奇）中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意见。姚文元写道：
“从国际上看，苏修叛徒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人道主义’、‘人性论’之上的。批刘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仍未批透，想认真搞一点材料和文章。”
毛泽东当天即在姚文元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274个中央委员，及1000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1971年1月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林彪《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以及姚文元报告的全文。此后，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了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高潮。
1月8日，毛泽东为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在给林彪、周恩来、康生的信上写道：
“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军队和地方多年没有进行反骄破满，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1月24日，是华北会议结束的一天。毛泽东根据李雪峰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担心北京军区的负责人李雪峰、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人，就指示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
此前，毛泽东曾为此和李德生谈了话。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从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之后，毛主席就采取了掺沙子的措施，把我任命为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我对毛主席说：“我没有在军队里任过职，恐怕难以胜任呀。” 毛主席对我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推辞！我们的军队是党管的，党的干部都可以参与军队的管理。现在的军队要做大的调整，军队干部都要调整。”
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中揭露了陈伯达长期以来的反党罪行。
以叶剑英为组长的专案组调查证实：陈伯达，原名陈尚友，福建人，他是一个教授的儿子。1924年，陈伯达参加中国国民党，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派往莫斯科。陈伯达在莫斯科期间因与托派有关系而受到警告，中央党组织决定：应去次要部门工作。后送回国内。专案组审查结论是：陈伯达是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516”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
1月27日，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一，毛泽东请表兄王季范到家中吃饭。席间，两位老人拉起了家常，毛泽东说：
“九哥，你离开湖南老家又有好多年了，想不想看看故人啊？”
王季范虽然身体虚弱，可人到暮年，更加想念家乡，思念亲朋故旧。他笑着说：
“思念故国，‘长太息而掩涕’，如何不想呢！”
“那好。”毛泽东立即说：“你是全国人大代表，一开春，你就去南方视察，顺便看看家乡的亲朋故旧，如何？”
王季范连连点头，说道：
“难为主席想得这样周到啊！”
后来在4月间，王季范在儿媳萧凤林、孙子王启华等人的陪同下，动身乘车南下，先后到长沙和韶山访问了亲朋故旧。他们每到一地，自然有湖南省领导派人陪同。
1971年2月12日，北京正在进行着批陈整风运动，林彪借口养病，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去了苏州。
2月1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道：
“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指李雪峰、郑维山——笔者注）主持时期那样。”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邀集在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开会。周恩来在会议上宣读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军委办事组立即向毛泽东写出了检讨报告，报告中说：“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道：
“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这一次，毛泽东和以前不同，没有再把批阅件转给林彪，而只是写道：
“周、康阅后，退军委。”
2月22日，黄永胜在毛泽东的一再指责下，不得不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对在庐山会议上和批陈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2月23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在19日的批示转发给全党。于是在全党、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陈伯达一类假马列主义骗子、整顿党内各种不良作风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