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医来控制病情。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
话说1972年3月5日，毛泽东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人似可解放了。”
3月13日，英国政府受到美国的影响，在北京和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双方派驻对方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
英国同时宣布：自本日起，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3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二号文件》，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巡视南方的《谈话纪要》。
据纪登奎回忆说：“毛主席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的《谈话纪要》，现在公布的毛主席指示，都是经过加工的，许多重要的东西都给删去了。我最反对的就是断章取义，把毛主席的好多东西删改得不像样子。”
吴德也在回忆中说：“那时张春桥为了不突出他个人，提出在传达毛泽东指示时，不要提到他。”
中共中央在《第十二号文件》的通知中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的谈话，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我党50年来10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3个基本原则问题，明确指出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反复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有力武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进一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纪登奎后来说：“这个通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也是他们最后定稿的。毛主席看了以后，曾经对我说：‘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我的思想吃得很透，总结我的理论要点也很精粹。林彪反对他们，林彪有这个水平吗？陈伯达也没有这个水平呀！是他们在嫉贤妒能，这些人在工作能力上没有一套，但是在搞阴谋诡计上却是非常能干的。你也要看一看我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是张和姚最后定稿的，总结得很好，这对你来说，也会有作用的。’”
现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最后定稿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纪要》，全文抄录如下：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10次。这10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毛主席逐次讲了10次路线斗争：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81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3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共产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4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搞光了。从1931年到1934年，这4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1、4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30万人，到陕北剩下2万5千人。中央苏区8万，到陕北只剩下8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搞成。”
“再就是1970年庐山的斗争。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3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林彪同志的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以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录音。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1959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9次不同，前9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听，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党内的10次路线斗争，江青直接参与的是两次，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外围，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这个人，头脑清醒。但是她的言论和我是截然不同的。她不是我的传声筒，但是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3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再增加一些人，这就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比如华北组2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99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5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的意见提出来的，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要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4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情，还要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颠倒了？”
“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将退位，小兵回营。”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诫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就开不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还是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写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么！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10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1条，八项注意的第1条与第5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1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1条和第5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庐山会议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4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少数。清除的不过1%，加上挂起来的不到3%。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的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