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2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话说1972年7月31日晚，中央军委在国防部举行了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经毛泽东批准，陈云、李富春、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在招待会上公开露面。
1972年8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报道了中央军委在国防部为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45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的消息。这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以后，老干部见诸报端最多的一次建军节招待会。
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热情赞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赞颂毛泽东思想的亲笔信。
前边已经说过，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伯及其一些子女自1969年10月下旬开始，搬进了南昌市附近新建县望城岗原来步兵学校的一座小院，居住在原来步兵学校校长的一幢两层红砖小楼里。此后，邓小平一直在暗中窥测，寻求复出的机会。在“九一三”事件后，他审时度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请求工作的信。在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那一天，周恩来也曾暗示陈毅的儿子将有关信息传递给远在江西的邓小平。上述《人民日报》等在8月1日有关一大批老干部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报道，也无疑地又给邓小平打了一剂强心针。这便是他给毛泽东写出第二封求职信的重要背景。
邓小平写于8月3日的这封信，是委托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
前天（8月1日），我第4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儿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察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到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联，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毛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更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忍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2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4野干部有事就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1965年12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些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他赞扬过别人写的东西。对于能写的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5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六七月写“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7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下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做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60、61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方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严重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8月11日，毛泽东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中批示道：
“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放他出来治病。”
8月14日，毛泽东在江青转交的邓小平来信上作出批示，他写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1、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4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2、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3、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立即让汪东兴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成若干份，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8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他又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的活动；并指示将一些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小平身边，协助他工作，改善他的生活。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通知》，并附上了《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决定》（草案）。通知中写道：
“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凡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管、军宣队、支左领导机构撤销，少数军队干部转业留在地方工作。”
8月21日下午，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呈送的《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原先是由冶金部于1972年5月5日提出申请，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冷轧机和与之配套的热轧机。8月6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这个项目约需4亿美元。
毛泽东批准后，武汉钢铁公司从联邦德国与日本进口了一米七轧机，连铸和冷轧设备是从联邦德国引进，热轧和硅钢片设备是从日本引进。
1972年9月7日，37岁的王洪文应召来到北京。张春桥陪同毛泽东接见了王洪文。
王洪文，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上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在“安亭事件”中闻名全国。后来，他先后升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在“九大”时，他成为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上海，王洪文排名于张春桥、姚文元之后，是上海的第3把手。
上一章末尾已经说过了，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考虑选拔年轻的党的副主席人选。他认为一定要选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在运动中能冲锋陷阵、表现好并做过重要贡献的人。于是，王洪文就被康生推荐给了毛泽东。康生说：
“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
张春桥也说：
“王洪文当过兵，打过仗，务过农，做过工，有过锻炼。”
毛泽东在这一次接见王洪文时，紧紧握着他的手，显得非常热情。落座后，毛泽东问长问短，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他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集工农兵于一身。临别时，毛泽东特意交代王洪文说：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
自此，王洪文由上海调到中央工作。显而易见，毛泽东是把王洪文当作接班人培养的。
9月2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表了关于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的公告。公告中宣布：“田中首相欣然接受周总理的邀请，为谈判和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历届政府一直追随美帝国主义，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参与策划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尽管中日两国存在着邦交不正常的状态，毛泽东还是非常重视中日关系，为两国人民实现邦交正常化和发展友好关系，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他为了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从1955年以来，先后接见过日本客人30多批。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顺利发展，日本政界的有识之士以此为契机，强烈要求日本当局积极改善中日关系。1972年7月初，日本组成了以田中角荣为总理大臣、大平正芳为外务大臣的新内阁。这个新内阁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首要任务。于是，他们就受到了周恩来的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