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3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舰队，第7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话说1973年11月25日，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批评江青的“民主作风较差”，“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当的。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1973年12月初，中央政治局又接连召开会议，对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外交事务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12月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洪文陪同下，会见了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比兰德拉在谈话中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说：
“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
周恩来插话说：
“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
毛泽东说：
“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
送走外宾后，毛泽东把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下来谈话。他和周恩来长时间地热烈握手，肯定了11月21日和12月初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政治局会议，他说：
“总理啊！这次会开得好，很好。”
他又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说：
“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她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此后，中央政治局对周恩来、叶剑英的批评就停止了。
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身体很虚弱，会议是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进行的。政治局委员们用心聆听着毛泽东讲话。只听他说道：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
他对着叶剑英说：
“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便齐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大家唱完了，毛泽东说：
“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大家一致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同意将邓小平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并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2月13日，毛泽东召见中央政治局有关军事调动的成员谈话，他问道：
“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
他接着说：
“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12月14日，毛泽东召见政治局有关成员谈大军区对调的事，他首先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说道：
“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
毛泽东转向陈锡联说：
“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831’（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笔者注），就会批你，那也不要紧。”
他又对大家说：
“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毛泽东最后说：
“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毛泽东转向邓小平说：
“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再一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关于邓小平复出的问题，纪登奎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毛主席实际上是非常信任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的，毛主席对他们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和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说毛主席没有识破他们，那完全是一句空话，毛主席怎么能不了解他们呢？毛主席为他们扫除了多少障碍，几乎所有被打倒的人都是江青认为是坏人的人。林彪死后，毛主席经过再三考虑，把邓小平解放出来，委以重用。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第一，邓小平口口声声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做些工作；第二，林彪是要往死里整邓小平的人，邓小平也对林彪有深仇大恨；第三，邓小平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抓经济工作上有一套办法；第四，江青自己也提出：‘这些经过文革批判再站出来的领导干部，一般都小心谨慎，生怕犯错误，变得听话，好领导了。连邓小平都是这样。’毛主席认为，邓小平站出来后，会很好地尽职尽责；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周恩来是在邓小平等人问题处理的主要责任者，许多专案的批示都是周恩来批的。毛主席分析来分析去，认为解放邓小平利大于弊。毛主席在邓小平站出来以后，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华国锋等人说过这样的话：‘邓小平站出来了，还要有这么一批愿意改正错误的人陆续都要站出来，这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果，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巩固的结果。这就在世界上说明，我们搞这场革命不是个人的恩怨之争，也不是个人的权力之争，确实是个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只要犯错误的人愿意改正错误，我们都采取欢迎的态度和帮助的态度。古人讲用人不疑，我们使用邓小平就是要给他权力，给他职务。这就叫充分放手，认真观察，依靠群众，团结干部。’”
12月15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
“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516’。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了，他说：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选妃子遍及全国，某一个省就选了300人，这也是共产党干的事呵？！”
毛泽东接着谈到邓小平，他说：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们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说：
“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有些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他转向邓小平，说：
“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那就当老百姓。”
关于培养王洪文一类年轻干部，毛泽东说：
“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最后他还说：
“要准备打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