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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并非自己的发见,是在内山书店里听着漫谈的时候拾来的,据说:像日本人那样的喜欢“结论”的民族,就是无论是听议论,是读书,如果得不到结论,心里总不舒服的民族,在现在的世上,好像是颇为少有的,云。

接收了这一个结论之后,就时时令人觉得很不错。例如关于中国人,也就是这样的。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2〕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3〕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

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例如罢,中国向西洋派遣过许多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并不怎样喜欢研究西洋,于是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学的什么论文,使那边的学者大吃一惊,得了博士的学位,回来了。然而因为在外国研究得太长久,忘记了中国的事情,回国之后,就只好来教授西洋文学。他一看见本国里乞丐之多,非常诧异,慨叹道:他们为什么不去研究学问,却自甘堕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实在是无可救药的。

不过这是极端的例子。倘使长久的生活于一地方,接触着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触,感得了那精神,认真的想一想,那么,对于那国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罢。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级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自己也常常去听漫谈,其实负有捧场的权利和义务的,但因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几句坏话在这里。其一,是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不过著者那一面,也自有他的意见,所以没有法子想。还有一点,是并非坏话也说不定的,就是读起那漫文来,往往颇有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而这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归根结蒂,也还是结论。幸而卷末没有明记着“第几章:结论”,所以仍不失为漫谈,总算还好的。

然而即使力说是漫谈,著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的真相,绍介给日本的读者的。但是,在现在,总依然是因了各种的读者,那结果也不一样罢。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的说着“亲善”呀,“提携”呀〔4〕,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

倒不如看看漫文,还要有意思一点罢。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鲁迅记于上海。

〔1〕本篇最初印入《活中国的姿态》。

《活中国的姿态》,日本内山完造著,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东京学艺书院出版;有尤炳圻的中文译本,书名改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九三六年八月开明书店出版。本篇原以日文写成,由作者自译为中文,参看本书《后记》。

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人。一九一三年来华,先经营药品,后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经售日文书籍。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后常有交往,一九四五年回国。

〔2〕《支那人气质》长期旅居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斯密斯(AHSmith,1845—1932)著,日本有爱江保译本,一八九六年东京博文馆出版。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

〔3〕指日本安冈秀夫著《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九二六年四月东京聚芳阁出版)一书中对中国人的随意诬蔑。该书《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一篇中甚至说:“彼国人的嗜笋……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像来的罢。”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四日)》。

〔4〕“亲善”、“提携”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演说,以欺骗中日人民,蒋介石即就此发表谈话:“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其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词,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刻之认识……制裁一切冲动及反日行为。”在这以前,一九三四年五月间日本公使有吉明已经与黄郛在上海进行“中日亲善”谈判;六月间有吉明又到南京见汪精卫,商谈“中日提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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