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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权同听政,起用韩琦的儿子韩忠彦为门下侍郎,不久,即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龚夬为殿中侍御史,陈瓘、邹浩、任伯雨、张廷坚等忠鲠之士为谏官,大多为忠彦所引进。其时,徽宗也能虚心纳谏,收录忠旧,使朝局面目丕然大变,史言:一时有复返清明之望。
龚夬、任伯雨首先揭发蔡卞、章惇的罪恶,大略以为“昔日丁谓当国,号为恣睢,然不过陷一寇准而已。及惇,则故老、元辅、侍从、台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谓贤者,一日之间,布满岭海,自有宋以来,未之闻也。当是时,惇之威势,震于海内,此陛下所亲见。盖其立造不根之语,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惧,莫能自保。俾忠臣义士,朽骨衔冤于地下,子孙禁锢于炎荒。海内之人,愤闷而不敢言,皆以归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者”。
台谏陈师锡、陈次升、陈瓘、张廷坚并言:“章惇轻率不思,蔡卞寡言而富心机。凡惇所为,皆是卞所发动。所以蔡卞之罪,浮于章惇。”于是,出蔡卞以秘书少监,分司池州。
九月,章惇罢相。十月,陈瓘再论惇于绍圣中置“看详元祐诉理局”,凡于先朝言语不顺者,加以钉足、剥皮、斩颈、拔舌之刑,惨刻如此,罪重责轻。惇遂被贬为武昌节度使,居潭州。
陈瓘,字莹中,进士甲科出身,初因蔡卞之荐为太学博士,迁校书郎。徽宗即位,除右正言。瓘一任言官,即论蔡卞倡言继述、轻欺先帝,章惇怀异不忠等罪,丝毫不予假借。有人对他说:“蔡卞为君举主。”他说:“彼则举尔所知,此则为仁由己。”这种公而忘私的刚强性格,表现在后来攻击蔡京时,终于被逐出外。
苏轼与陈瓘亦是旧识,南迁之初,途中相遇,曾为他写过一段“为陈莹中跋欧阳永叔帖”的题字。
任伯雨于数月之间,八上章疏,论章惇之奸,指责他久窃朝柄,“迷国罔上,毒流缙绅”,乘先帝大故,图逞异志。并且说:“章惇这种奸邪,不但国人皆曰可杀;即使蛮貊之邦,也莫不以为可杀;甚至辽主也认为南朝错用此人,何为罚只止于行遣?”
台谏陈瓘、陈次升从而和之,卒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菑人者,人恒菑之”,他也不免流窜南荒了。
伯雨为谏官,半年之间,上章疏一百零八件,时人号为“戆草”。大臣畏其多言,将他调为权给事中,关照他稍安缄默,但是伯雨不听,抗论愈力。到曾布为相,有意调和元祐、绍圣两朝不同的人事。伯雨认为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政治者,竭力反对。后来又将参劾曾布,消息外泄,被调为度支员外郎。
伯雨,字德翁,眉山人,任遵圣(孜)的儿子。苏任两家是两代的通家之好,苏轼昔年见他时,还是被父亲抱负着的孩子。诗谓“见之龆龀中,已有食牛量”者,即是此人。苏轼南迁途中,在泗州遇任伯雨要求搭他的船同行一程,直到金陵始别,两人在一舟中共作息者达一月之久。
世界有时候很狭小。章惇挟恃权势,打击苏轼,不留余地;不料苏轼南行途中,无意间碰上的陈瓘、任伯雨这两个泛泛的朋友,恰是后来揪翻这个“一朝巨奸”的猛将。
苏轼于八月二十九日离开廉州合浦,至九月初六到广西郁林(即今桂林)[编者注:据《中国地名沿革对照表》,应为今广西玉林。]。初七日忽得秦观急病死于藤州的噩耗,但还不甚的确。行至白州,看到容县县令的侄子陆斋郎,才比较详细。
少游本在雷州,自蒙放还,不顾酷热天气,冒暑攒程,行至广西容县,逗留了好多天,饮酒赋诗,一如平日。容守还拨了两个士兵帮他搬运行李,同去衡州。时正铄石流金的酷热时候,冒暑奔波,终于在路上中了暑,病困藤州旅次,至八月十二日,死于江亭上。藤守徐畴料理他的后事,一面派人急报他的亲戚范冲兄弟。范在梧州,闻讯匆匆赶至。这是回来的两名士兵报告陆守的话,范冲兄弟到后如何,就不知道了。
其时,苏轼与欧阳晦夫书说:“闻少游噩耗,两日为之食不下咽。然来卒说得灭裂,未足全信。”
初十,苏轼赶到容南,打听到范冲兄弟早已经过此地,两人都患着瘴痢,亟亟前行。苏轼一面派人追上去,函约他们到苍梧来一见,自己又不分昼夜地赶往藤州。
不料到得藤州,范冲兄弟已经载了秦观的灵柩于半个月前走了。范祖禹次子范温是秦观的女婿,所以为他载丧还乡。
藤守徐畴,是苏轼通判杭州时的仁知县令,握手道故。由徐守口中详知秦观在藤,伤暑困卧数日,大家都不以为是重症。八月十二日在华光亭(一作光化亭),还与宾客谈他梦中所得的词句,要侍者取水来饮。送到时,他两眼盯着那碗水,看了一看,含笑而逝。
苏轼恸哭道:“少游不幸死道路,世岂复有斯人乎!”
秦观于元祐初,因苏轼推荐,就试贤良方正科,得除太学博士,入馆阁编修国史。苏轼在朝被人疑忌,因此,凡是与轼亲厚的人,悉遭攻讦。秦观当然不免,从此仕途颠踬,屡遭排斥。绍圣初,被贬监处州酒税,部使者仰承上级风旨,不肯放过他,但又抓不着什么短处,终以谒告写佛书为罪,谪徙郴州(湖南桂阳县)。
少游是个多情种子,落拓的宦途,飘泊的生涯,哀伤的恋情,不断折磨着他,使他变为一个伤心厌世的词人;到被谪官郴州时,心情更苦,词境就更凄怆,如《踏莎行·郴州旅舍》: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苏轼深为此词感动,尤爱后阕末尾两句,将它写在扇子上,缀以悼辞:“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高山流水之悲,千载而下,令人腹痛。”[〔清〕张宗橚:《词林纪事》。]
少游卒年五十二岁。有朱氏《强村丛书》本《淮海长短句》三卷,毛氏《宋六十家词》有选集《淮海词》一卷。
九月十七日,苏轼到了梧州,则两范已去,而迈、迨二子也还来不及赶到。本来计划从贺江前往永州,适逢秋旱,江水涸竭,没有船,只好改从广州度大庾岭北还。《与范元长(冲)书》云:
永州人来,辱书。比谓至梧州追及,又将相从溯贺江。已而水干无舟,遂作番禺之行。与公隔绝,不得一拜先公(祖禹)及少游之灵,为大恨也。同贬先逝者十人,圣政日新,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真为异代之宝也。徒有仆辈何用,言之痛陨何及?……
二十四日过康州,游三洲岩。将至广州,苏过作诗寄大哥、二哥,有曰:“忆昔与伯别,秦淮汇秋潦。相望一叶舟,目断飞鸿杳。仲兄阳羡来,万里逾烟峤。未温白鹤席,已饯罗浮晓。江边空忍泪,我亦肝肠绕。崎岖七年中,云海同浩渺。……”
苏迈率诸孙已在惠州住了四年。迨在宜兴,因为自己多病,学医颇有心得,这回奔来惠州,又扑了一个空。苏轼实在疲倦极了,今后只望一家团聚,任何地方都好,只要不再离散。他说:从此不必如柳宗元那样,教氓獠读诗书;也不必像他那样,登山涉水地作《永州八记》,诗曰:
……亦莫事登陟,溪山有何好。安居与我游,闭户净洒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