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大政，说起来就是军事和财政。宋代的军事已经是这样了，那它的财政又如何呢？宋人以军队都集中到京师周围，所以把天下赋税全收入国库，以供俸 禄和赏赐之用，而外州不留余财。刚开国的时候，养兵仅有二十万，其他的费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府库中一直有富余。到太祖开宝年末，兵籍中共有三十七万八千 人。到太宗至道年间，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人。真宗天禧年间，增加到九十一万二千人。仁宗庆历年间，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到英宗治平年间和神宗熙宁初 年，士卒数目还在增加，于是揩尽民脂民膏而豢养他们。每一年都变更驻地，去靠近生产粮食的地方，供养大量不从事生产的人。皇室家族、各级官吏这些吃俸禄的 人员也年年增加。每三年要到郊外去祭祀天地，用于赏赐的费用，常达五百余万。景德年间郊祀竟花了七百余万，东封泰山花了八百余万，祭祀汾上宝册又是一百二 十万，举行大典又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开宝以前，每年收入支出的详细数据已经不可考，到至道年末，每年收入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还是有富裕的，不到二 十年后，到天禧年间，则每年收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每年的支出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到至平二年，总年收入一万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总 年支出为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而临时性支出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宋的百姓并不比原来富裕，而二十年间，所交纳的赋税已经增加了十倍，他们靠 什么来生活呢？再加上嘉祐、治平以来，每年超过的数额，一直保持在两千余万。到王安石执政之初，宋的政府和国民，离破产仅有一步之遥。当时那些号称贤士大 夫的人，以财政问题叫嚷着责问王安石，试问如果没有王安石去理财，宋朝作为一个政府，还能维持一天吗？
当时内外形势既然已经是这样的急迫，而宋代的君臣们，又是怎样来应对的呢？真宗奢侈无度，摧残伤害了国家的元气，这就不必说了；宋仁宗号称贤主，如果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出发，可以说宋的弊政是从仁宗开始的。王船山在《宋论》卷六中说的多好啊：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养生息。休养生息是对的，解散而休养生息，则就是将国家废弛了，就使承继的后者有难了。每年缴纳五十万给契丹，甘心 俯首贴耳，还美其名曰送给友邦礼物。礼待李元昊父子，缴纳织物和钱币以乞求一时的平安，仁宗并不放在心上。执政的大臣、谏官、在朝在野的各级官吏等人，口 里不停地争辩着某典籍中的一点点是非。视西北方诡诈的强敌，当做本应存在而不可侵犯。国家也因此而弱下去。幸亏当时没有像耶律德光、李继迁这样的凶悍人 物，才使宋靠着贿赂而暂时得到苟安；如果不是这样，则刘六符虚张声势地恐吓一下而宋的魂魄已丧，致使他迅速从河朔起兵杀向宋的都城，有几人能不去作石重光 呢？
平心而论，宋仁宗是大宋的中朝之主，他本是可以做许多事的，如果有些有本领的臣子辅佐他，宋是可以振作起来的。当时的大臣中，史家们称他们多贤，细 考查史实，则可以看到凡材充实其间，上等的人才几乎没有。懂得政治而有改弦更张之志的，只有一位范仲淹，论他的志向和才能，比王安石要低许多，而最后还因 不被长期信任，遭离间而离开了朝廷。其他最著名的，如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这些人，其道德学问文章 足以照耀千古，他们在朝堂上，治理国家，补缺拾漏，虽说有可观的成绩，可不能度量原来基础的高低，只能比较它们的末端。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煎熬紧迫的时 候，要使多年衰落的国家得到长治久安，可能是不胜任的。其他的则都在胡乱地议论着，沉湎于过太平的日子，不知道天地间还有所谓的忧患，贾生所说的抱着火放 到柴堆的下面，而自己睡在柴堆的上面，火还没有烧到的时候，就认为平安无事。而在这时，有像王安石这样的人起来而打扰了他们的美梦，于是相继怨恨他也是很 自然的。王安石才开始辅佐神宗的时候，神宗问他为什么本朝建国百年天下太平没有战事，王安石退下来写了札子回答说：
（前略）但我朝历代沿习了末代流俗的弊病，又没有亲近的朋友和众多的大臣进行讨论。朝夕和国君相处的，不过是一些宦官和女子，上朝处理事务，不过是 有关部门的一些琐碎小事，不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一起和学者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令来安排天下大事。一切都凭着自然的道理和形势，没有进行主观的努力，对 名声和实际情况的关系没有觉察。君子并没有不受尊敬，但小人也能跻身于士大夫中间。正确的议论并非不被采纳，但邪说有时也会被采用。以诗歌辞赋记忆之学搜 求天下的士人，而没有采用通过学校来培养人才的办法；用科班顺序资格年历来排定在朝中的位置，而没有采用通过有关部门进行考试测验的办法。监察部门中没有 负责监察的人，守边的将领并非选拔出来的官吏。调任频繁已经使得难以考察政绩，靠交往和清谈任职的人又以假乱真。结党营私的人大多做了高官，独立谋求职位 的反而受到排斥和阻挠。所以从上到下只是偷懒和懈怠，顺从上司的心思而已。即使是有能力的人担任了职务，和庸才做官也没什么两样。农民因徭役破坏了生产， 受不到特别的抚恤和救助，也没有为农业专门设置官员来兴修水利；士兵被兵役搞得很疲乏而且老于军族，却又不加以训练培养，又没有选拔出能干的将官，使他们 拥有长久驻守边疆的职权。宫廷的宿卫人员中聚集了过多无赖之徒，没有改变五代以来纵容姑息武将的恶习。宗室子弟没有进行教育选拔，不符合先王制订的对待宗 室亲疏尊卑各有不同待遇的准则。至于管理财政，大都无法可依，因此虽然用度俭约而百姓仍然不富足，虽然勤于政事时刻忧心而国家仍然不强大。幸亏不是外族嚣 张的时代，也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因此才会天下平安无事超过了一百年。虽然说是人事的造就，也可以说是上天的帮助。
他论述当时的国势，可以说博大而明确；而王安石之所以不得不变法的原因也是基于这些。因而他给仁宗皇帝的上书中说：（节录，全文另见第七章 ）
陛下还总是以为上天能够给你幸运而没有考虑过有一天会失去这种幸运吗？汉代的张角，三十六万人在同一天起义，他所在的郡国没有人能预先警惕；唐代的 黄巢，横行天下，每到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位将军敢和他抗衡。 现在的公卿大夫，没有人愿意替陛下做长远打算，为国家筹划万世的基业，我对此事很疑惑。当初晋武帝只注重眼前的繁华，不为子孙做长远谋划，当时的官员也苟 且偷生一味取悦皇帝，良好的社会风气荡然无存，舍弃了礼义，丢掉了法制，君臣上下都有过失，却没有谁以为这样是错误的。有识之士本来就知道将天下大乱，而 后来果然海内发生了大的变故，中国遭受战争困苦达二百多年。 我希望陛下能够借鉴汉、唐、五代混乱灭亡的原因，批判晋武帝苟且因循造成的灾祸
唉！宋仁宗之时，号称是宋朝的全盛时代，整个国家如此欢娱，而王安石对危险的忧愁如此之深，以至达到这样的地步，不惜用晋武帝的例子来劝谕皇上，害怕中原沦落于外族之手，他真的是杞人忧天吗？唉！靖康年间发生的祸乱，王安石有先见之明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