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瑗、褚遂良、来济，都在武后的钢鞭之下粉碎了，只剩下长孙无忌孤零零的一个人。无忌也感觉出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继续致力编《武德贞观二朝史》。全书共八卷，杀青之后，皇帝赐绸两千匹。

现在刀刃儿向长孙无忌落了下来，这位太宗皇帝的股肱之臣，大唐帝国的开国元老。当然，除去无忌之外，武后还要把几个人消灭的消灭，罢斥的罢斥，例如将军于志宁，也是太宗皇帝的旧臣，始终不向武后附和。武后谋害忠臣，总以那个莫须有的燕王谋反为借口。许敬宗继续不断在他那虚无缥缈的想象中捏造那个谋反案。在次年春天，高宗永徽四年，许敬宗呕尽心血找出了一个长孙无忌参与燕王谋反案的证人。原因是，无忌有一个友人魏季方，因被控贪污被捕。许敬宗现在官居中书令，兼大理寺卿，而大理寺内官员全系敬宗党羽。审案时，判官说，如果魏季方咬定无忌同谋犯罪，魏的罪就可以从轻发落。魏也许受了贿赂，不过出卖好人，他却不干。用刑之后，魏仍然拒不招认，并且企图自寻短见。已经在身上自刺数处，即将死去，许敬宗一看无法从他身上获取证据，眼看他横竖已经没命，于是向高宗奏称，魏季方已经招认，叛党的魁首不是褚遂良，而是太尉长孙无忌。

高宗大惊，命许敬宗的心腹侍中辛茂再行侦查。虽然魏季方那个垂死之人已经不能说话，侦查的结果完全一样，证明无忌犯罪，完全属实。

高宗说：“辛茂愚蠢无用，所奏不可听信。舅父绝不会做此等事，他又何必呢？”

许敬宗回答得很快。他说，皇帝也看得出来，无忌数年来一向置身事外，凡事退后，实属心存不满。以前他曾经倡言立燕王为太子。燕王被废后，他颇不自安。并且他一向与武后为敌，如今心中恐惧权位将失，所以潜谋造反，拥立燕王，以便自己大权得保。

高宗心里难过，贬斥无忌就如同自断左右手。他犹豫不决，不肯下诏逮捕。自己叹息说：“我家不幸，亲戚当中竟会出这种事！”

可是许敬宗不断催促高宗立即逮捕长孙无忌。他提醒皇帝说，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做宰辅三十年，百姓服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如今阴谋败露，恐怕被迫之下，朝夕起事。事情急迫，不可延缓。再者，皇帝当以国法为重，亲戚之情为轻才是。

高宗说：“让我再仔细想想。”但他连亲自召见无忌的勇气也失掉了。当夜，有武后在旁，他下诏逮捕那位唐朝开国元老齐国公太尉长孙无忌，流配黔州。并且下令保留无忌的官爵，在往黔州去的路上，地方官仍当以接待朝廷一品大员之礼相待。

一个大臣一旦失宠，流谪在外，也就不难收拾了。次年，许敬宗从大理寺派大理正袁公瑜往黔州去。袁公瑜就是以前为反对废王皇后，在无忌府邸会议后，立即向武后之母杨夫人告密的那个人。袁公瑜奉命要向无忌取得株连别人的供词。当然无忌严词拒绝了。

袁公瑜向无忌说：“你为什么不自缢身死呢？你死之后，我总会想办法在你的供词上替你签名的。”

事情已然无可避免，情势也已经山穷水尽，太宗皇帝的内兄齐国公太尉长孙无忌，就接受了袁公瑜的意见，自缢身死了。关于大理正袁公瑜所奏呈的无忌供词一事，据说袁公瑜在从京城起程以前，就把无忌的供词全部预先写好了。

袁公瑜这次出京，也受命去找韩瑗，打算用收拾无忌的办法一样对付他。幸而韩瑗已死。袁公瑜令人打开韩瑗的棺材，验明正身无误才回京。韩瑗和无忌两家都流配岭南，成为奴隶。

燕王忠这时才十八岁，被罗织莫须有的冤狱，自己一无所知。被废为庶人之后，也被流配在无忌遭害的黔州。亲眼看见几年以内发生的一桩桩的事，连朝廷重臣长孙无忌都难幸免，于是自己恐惧遭害，惴惴不安，常改穿女服，夜间睡觉则时换床榻，借以躲避刺客的暗杀。他的恐惧越来越厉害，常有恐怖的噩梦，从床上惊起。远在异乡，孤苦伶仃，无人嘘寒问暖，更兼惊恐惶悚，昼夜不安，于是日形憔悴。在继母武后眼里，他这条命显然还不无用处。因为他一旦死去，谁还能被诬控为一名图谋皇位的皇子呢？

在武氏执政五年之内，太尉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都死了。来济初贬为台州刺史，后突厥入寇，来济领兵拒敌，愤怒失望之余，冲入贼阵而死。燕王忠的冤狱完全是许敬宗的伪构，而太宗皇帝当年开国的元老大臣都死在此冤狱之下，老将于志宁也在内，李唯唯诺诺得以幸全。朝廷上把忠直刚正之士都已肃清。在位的都心怀畏惧，知道非在武后面前奴颜婢膝，不足以苟活。武后的亲信小人许敬宗、李义府都飞黄腾达起来，对武后一味胁肩谄笑，毕恭毕敬。武后已经把大唐的天下牢牢地控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