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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慈禧与奕䜣发动宫廷政变

慈禧太后

然而克复安庆的喜悦还没有过去,朝中又出现重大变局。咸丰皇帝在承德以三十周岁的盛年突然去世,继位的载淳年仅六岁。

咸丰死前安排了以肃顺为核心的八位顾命大臣辅佐载淳,肃顺是湘军集团的坚定支持者。因此这一安排表面上非常有利于曾国藩。

然而咸丰留下来的权力结构是极不稳定的,顾命八大臣中,竟然没有咸丰帝的亲弟弟、手握外交大权在北京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的恭亲王奕䜣。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关于小皇帝的两个母亲,嫡母慈安和生母慈禧,也没有明确的权力安排。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肃顺利用咸丰的信任严刑峻法、独断专行,得罪了很多人,在朝中已经相当孤立。因此胡林翼死前预测中枢必将发生非常之变故,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866页。]。

曾国藩也是这样想的。他与咸丰磨合十年,好不容易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与最高权力的关系进入稳定期,结果出任两江总督不过一年,皇帝就去世了,他的前途是吉是凶,又悬在不定之天。

胡林翼的预测是准确的。果然,就在咸丰去世后不过两个多月,太后慈禧和恭亲王奕䜣就联手发动了宫廷政变,肃顺等三位赞襄大臣被诛。消息传来,曾国藩惶惧不安,在日记中说:“少荃来,与之畅谈。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相与钦悚久之。”[《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8页。]

虽然曾国藩一生的原则是不攀附权贵,和肃顺的个人关系并不亲密,但是谁都知道,曾国藩是“肃顺这条线”上的人。肃顺已倒,他会不会受到牵连?曾国藩连日“悚仄忧皇”[《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7页。],不能自安。

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的权位在政变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还进一步提升。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十八日,政变后不到二十天,朝廷就发布谕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曾国藩全集·奏稿》3,岳麓书社,2011年,第251页。]

一总督而节制四省,以及驻防将军为总督帮办军务,在清朝都是前所未见之事。

事实证明,慈禧和奕䜣的组合,比咸丰要明智。相对咸丰,奕䜣更清楚要消灭太平天国,就必须重用曾国藩。他“虽与肃顺为敌,但对肃顺的政策、路线毫不存成见,善则留,恶则去,绝不似一般政争中人亡政息、全盘否定的习见形态”[杨剑利:《同治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206页。]。而慈禧掌权之始,也能对奕䜣的建议从善如流。

当然,他们做出这一决定,也与曾国藩“不结交京中权贵”这一一贯原则有关。肃顺虽然极推重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却与肃顺走得不近,因据说肃顺被诛后,“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欧阳昱:《见闻琐录·曾文正不交权贵》。转引自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2页。]。

曾国藩表示谦抑,上疏辞谢节制四省,并且说“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也就是说,我怕我一个人手中权力太重,以后会导致地方尾大不掉,影响中央的权威。新班子回复了一段颇带感情色彩的朱批:“具见谦卑逊顺,虑远思深,得古大臣之体。在曾国藩远避权势,自应如此存心,方不至起骄矜之渐。而国家优待重臣,假以事权,从前本有实例。曾国藩晓畅戎机,公忠体国,中外咸知。当此江浙军务吃紧生民涂炭,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忧,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

也就是说,曾国藩这道奏折非常谦逊,而且想得很远,有古大臣之风。从曾国藩来说,当然应该存着避嫌之心,才不会在以后变成权臣,这是臣子的本分。而从国家来看,给曾国藩以大权,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曾国藩一方面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能公忠体国,所以朝廷才这样倚重。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朝廷这样真挚诚恳,朝廷也不会轻易给他如此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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