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因此进入了在官场上境遇最顺的一个时期。在安庆收复之前，曾国藩专心于军事，于吏治还没有充分着手，现在，他可以从容布局两江加上浙江的人事了。
两江加上浙江这四省是曾国藩的对手何桂清经营多年的地盘，四省许多重要职务都在何桂清嫡系手中。在收复安庆前，曾国藩只把江西和安徽巡抚换成了自己人，江苏巡抚和浙江巡抚这两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还在何桂清的嫡系手中。现在，他可以借助朝廷对自己的充分信任，清除何桂清集团的残余势力。
要清除的第一个人，是浙江巡抚王有龄。
一提起王有龄，曾国藩心中就涌起许多新仇旧恨。
王有龄是何桂清的死党，与何桂清早年相识，据说何桂清之父是王有龄祖父的家奴，因此何桂清任浙江巡抚期间，为报旧恩而力荐原来只是个库大使的王有龄，让他由一介小吏升为江苏布政使。两人“本有世谊，言听计从，几成死党”。[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96页。转引自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第159页。]
把王有龄提拔为布政使后，何桂清还不满足。他的下一步计划是把王安排为浙江巡抚。
早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前数年，湘军集团与何桂清集团为争夺浙江这块“势力范围”，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浙江历来是膏腴之区，筹饷要地。何桂清正是在浙江巡抚期间筹饷有功，才升任两江总督的，因此浙江是何桂清的“故地”。两江总督管理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并不包括浙江。但这三省皆与浙江相邻，因此何桂清非常希望把这块自己治理过的土地纳入势力范围，因此一再向京中好友和彭蕴章等吹嘘：“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若将江、浙兵勇归弟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肤功。”（《何桂清等书札》），直接向权要们申明了自己的计划。
但是湘军也非常希望能有自己派系的人主掌浙江，这样可以为湘军开辟新的饷源，解决军饷困难。于是在肃顺和胡林翼的活动下，咸丰以湘系的罗遵殿出任浙江巡抚。
罗遵殿是胡林翼的老部下，多年在湖北为官，深为胡林翼所倚重。罗遵殿抚浙，显然是湘系集团的胜利。罗遵殿就任浙江巡抚后，“深知鄂力艰难”，拟解浙饷按月接济湖北湘军，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专供江南大营了。这就无异于挖何桂清集团的墙脚。何桂清必欲去罗遵殿而后快，他不停地向朝中大佬通报罗氏的缺点错误，还公开弹劾罗氏没有战守之才，“知守不知战，守近不守远”[事见《能静居日记》：“何督先劾浙抚罗遵殿知守不知战，守近不守远。”赵烈文：《能静居日记》1，岳麓书社，2013年，第127页。]。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算计他。
不久，机会就来了。
前面提到，太平天国为破江南大营，实施“围魏救赵”之计，发兵直指杭州，时任浙江巡抚正是罗遵殿。浙江本省没有多少防守兵力，他马上向最近的江南大营告急。
何桂清靠筹粮筹饷这张王牌，对江南大营用兵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他看来，这正是除掉罗遵殿换上王有龄的最好机会。因此他抓住这个机会，施展手段。江南大营救援杭州的将领张玉良路过何桂清所驻的常州时，何桂清指示张玉良，路过苏州时要听候江苏布政使王有龄的指示。张玉良到苏州后，王有龄请张玉良巡视苏州城垣，“留二日”，耽误了两天时间，又密嘱其“率师救湖不必救杭”[乐炳南：《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8页。]。长期在浙江为官的许瑶光在《谈浙》中说：“张虽受命于何督，而何督嘱张商之苏藩王壮愍（有龄），壮愍曾任湖守，左右湖州人居多，请张提督阅苏城后，遂促张率师救湖，不必救杭。时署粮道何绍箕赴苏乞援，争于壮愍之前，不获命。”“然壮愍令其救湖不救杭，亦不知何心也？”这正是何桂清、王有龄在暗算罗遵殿。
因此张玉良兵抵湖州后，即逗留不进。这直接导致3月19日太平军攻破杭州。
张玉良“闻变”后才率军驰往杭州，但是已经晚了，罗遵殿已经在城陷后自杀。何桂清、王有龄的计划成功实现。1860年（咸丰十年）4月2日，清政府以王有龄署理浙江巡抚。何桂清终于从湘系手中夺取了浙江地盘。
这还不算，何桂清集团还在罗遵殿的恤典上大做文章，羞辱湘系人马。罗遵殿死得非常惨烈，据曾国藩后来汇报：
本年二月十九日，贼犯杭城，罗遵殿誓以死守，谕家人：“愿出城者，各自为计。”其妻徐氏慷慨言曰：“君以死报国，妾当同死。”孀女陈罗氏，尝割股疗母病，至是泣跪曰：“未亡人八年不死，以亲在耳。今得从两亲地下，何去为？”先是，罗遵殿有族侄妇周氏，苦节而贫，挈以随任，是日亦誓死不去。二月二十七日，贼用地雷轰城。罗遵殿督战，被贼刃伤左额坠马。亲卒救之回署，登时仰药。时徐氏及其孀女已先仰药……[乐炳南：《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8页。]
朝廷按规定对尽节之臣从优抚恤，结果王有龄却唆使御史高延祜奏参罗遵殿守城无方，“一筹莫展，贻误生民”[项文惠编：《明清实录·杭州史料辑录》，杭州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撤销了罗遵殿的恤典。这明明是何桂清、王有龄等逼朝廷承认安排湘系人马为浙江巡抚是错误的，更加激化了湘系与何桂清集团的矛盾。
曾国藩和胡林翼怀恨在心。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罗淡翁事，鄙人亦甚悲悯不平。”[《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626页。]胡林翼更愤愤不平，致书罗遵殿的儿子说，令尊“明德正人，愠于群小，屈于人者，将申于天地”[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706页。]。这里的“群小”，当然是指何桂清、王有龄等人。湘系与何桂清集团为了争夺浙江结下了深仇大恨。
王有龄用计害死了罗遵殿，他哪里能料到，不久自己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
浙江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在防务上不能自主。攻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军再度进军浙江，咸丰十年（1860）八月占领嘉善，十一年（1861）三月占领桐乡、海宁，一步步逼近杭州。浙江形势异常紧张。湖广总督官文颇不忍心，想拿出区区一万两银救济王有龄，胡林翼竟断然不允。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李秀成再围杭州，月余，“城中日久望援而援不至，饷道竟无由通”[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6，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27页。]。粮食已经匮乏。至“十一月初，城中粮尽，升米银一两，尚无从购觅。饥民满街市，哀号之声不绝，死者相继于道。凡草根树皮以及水草浮萍旧皮箱等物，无不取食；甚有将人尸分割煮食以充饥”。城中大乱。“计一月饿死者不下十余万人。”[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9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773页。]
王有龄尝到了无援兵的苦。“瑞将军昌托病不出，关副都统福不肯发满兵相助，中丞日夜焦劳，心力俱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9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772页。]湘系集团此时更是袖手旁观，拒不帮助。曾国藩本可以抽调李续宜、曾国荃、鲍超等部主力移军入浙，干扰太平军的后路，减轻杭州的压力，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王有龄连连向朝廷告急求援，清政府命令曾国藩设法解围杭州。曾国藩看准了这是他为罗遵殿报仇雪恨，夺取浙江地方政权的绝好机会。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上奏朝廷，提出以自己的部下左宗棠援浙。几天之后，他又密奏清廷，认为王有龄无法胜任浙抚一职。他说：
近年苏、浙官场陋习，以夤缘锚刺为能，以巧猾谲诈为才。王有龄起自佐杂微员，历居两省权势之地。往年曾带浙员赴苏，去岁又带苏员赴浙，袒庇私党，多扼要津，上下朋比，风气日敝。其委员派捐，但勒限以成数，不复问所从来。委员既取盈于公数，又欲饱其私囊，胶削敛怨，势断不免。[《曾国藩全集·奏稿》3，岳麓书社，2011年，第350页。]
王有龄不能胜任，谁能胜任呢？显然是将要领兵入浙的左宗棠。但是与此同时，曾国藩又写信给左宗棠，让他不要急于进兵。王有龄是通过阻滞救援借刀杀人的，曾国藩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在国藩之意，即虑春霆一入浙境，面面皆贼，全无方略，四顾失措，不足救浙，适足害鲍也……鲍既不能由衢州入浙，则东隅仅有阁下一军，仅此七八千人，援浙保江不可兼得。故弟为舍浙守江之陋策，请阁下开重镇于广信、河口之间，极知以浙委贼之非计，特无可如何耳。若大力能毅然援浙，而又不至逼贼回窜江西，则请台旆竟为浙中之行，仍求蔽护广信、抚、建一路。若江西再遭蹂躏，则弟与阁下之饷源断矣。”[《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537页。]
一句话，叫左宗棠和鲍超不要急于援浙。他在用当年王有龄、何桂清逼死罗遵殿的办法，来收拾王有龄。
于是左宗棠、鲍超等在浙、赣边境勒马观变，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底，李秀成军攻破杭州。“十一月二十八日，城破有龄尚在城垣，服毒不死，回署自经。”[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9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226页。]王有龄和罗遵殿一样，穷蹙自杀。
曾国藩达到了铲除何桂清集团在浙江势力的目的。咸丰十一年底，清政府接受曾国藩的推荐，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当初王有龄以罗遵殿“一筹莫展，贻误生民”，建议朝廷撤销了罗遵殿的恤典。而后来王有龄也一字不差地重蹈罗遵殿的覆辙。现在曾国藩却宽容大度，建议朝廷对他照例“赐恤”。曾国藩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替罗遵殿昭雪冤抑，请求清政府对罗遵殿“从优赐恤”。在议及王有龄的恤典时，曾国藩夹雪夹雨，说王有龄污点很多，“迭被参劾”，“平昔苛派捐饷，严劾士绅，杭州之人感其死守，绍兴之人恨其暴敛”，唯其坚守杭城，“见危授命，臣断不敢以一眚掩其忠节。该抚惟仍应表扬忠烈，赐予恤典”[《曾国藩全集·奏稿》4，岳麓书社，2011年，第24页。]。如此行文用笔，睚眦必报，可见他与何桂清集团积怨之深。
报复完了王有龄，曾国藩又收拾了何桂清的另一个嫡系，江苏巡抚薛焕。
薛焕是四川人，曾入向荣幕襄赞江南大营军事，在何桂清的提拔下任江宁布政使。薛焕和王有龄一样，都是工巧之人。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崩溃，太平军进攻常州之时，两江总督何桂清准备弃城逃走，但是苦于没有借口。薛焕等人看出何桂清的意思，适时进计，联衔请求何桂清退兵保卫苏州，其实意在同逃。后来他与何桂清一起逃到上海。江苏巡抚徐有壬被杀死后，薛焕在上海继任江苏巡抚。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乞师[这封乞师信写得“深切婉至”，钱鼎铭“力陈东南百姓阽危状”，“往复数千言，继以痛哭”，使曾国藩大为动容，称赞他“真不异包胥秦廷之请矣”。当天晚上，曾氏即“与少荃久谈”，此后又一连多次与李鸿章长谈，“商救援江苏之法”。]。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前往上海。不久曾国藩上奏，指责薛焕不称江苏巡抚之职，要求以“劲气内敛，才大心细”的李鸿章替换：
江苏巡抚薛焕……驻扎上海，陆续募勇四万余人，每月糜饷二十余万，不能专办一路之贼。……（上海）地少员多，人浮于事，每有差委，不能不由营求而得。……（所用）数人素工应酬，不惬人望，其所援引之人，类多夤缘之辈。……上海既繁盛异常，苏州之书籍、字画，自贼中贩卖而出，亦充积市肆之中。薛焕设立书画局，多延画工，购买名迹。谕旨所询“日享安富、娱情古玩”者，与臣之所闻相同。[《曾国藩全集·奏稿》3，岳麓书社，2011年，第351页。]
结论是巡抚薛焕用兵无能，吏治又复腐败，“不能胜此重任”。因此同治元年（1862）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才十七天，清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
在拿下了薛焕之后，曾国藩又把报复的目标对准了何桂清集团的中心人物何桂清。
何桂清逃走的情节，是非常恶劣的。江南大营崩溃时，他本应在常州组织力守。一是清代律法规定，大员如果弃城走，是死罪。二是弃城先走，则军心民心动摇，局面更不可问。所以已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知道他“欲弃城走”后，专门来信告诫何桂清，“事棘时危，身为大臣，万目睽睽，视以动止。一举足则人心瓦解矣”[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7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4页。]。千万不能逃走。
但何桂清惊惶之下，不顾一切，只想活命。他又是一个奸狡人，逃跑前先想要给自己制造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薛焕等人的联衔“禀请退保苏州。何帅得禀牍大喜”，即以前往苏州“力筹防剿，以图根本”为名，准备离城出走。然而走之前，他竟然“特张榜禁迁徙，并派兵严查诸门”，不许百姓和他同逃。“绅民曰：‘彼置吾辈死地，自示不走，无非使其独走之私，毋宁留之，俾与吾辈同死。’”[薛福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43·庸庵文编》，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449页。]
总督一走，常州肯定不保，全城人民都要遭殃。所以当何桂清率部队逃离常州时，有许多绅民顶香跪留，堵塞道路，何桂清“遽令开洋枪纵击，死者十九人”。
薛福成记：
绅民耆老数百人，即夕执香赴辕门跪请留常。文经谕之，不散。执鞭之士出拱之，犹不退。何帅怒，遽令开洋枪纵击，死者十九人。[薛福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43·庸庵文编》，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449页。]
何桂清一走，“城中文武皆奔散”[薛福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43·庸庵文编》，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450页。]。城内外守军群龙无首，常州军心大乱，迅速沦陷，太平军屠城，死人不计其数。
消息传出，各地愤怒。当何桂清逃至苏州时，江苏巡抚徐有壬坚闭城门不许其入城，何桂清不得已又转赴常熟，结果又吃了闭门羹。何桂清走投无路，最后以借洋兵为名，“托言借外兵”逃到上海。到了上海，他还上奏为自己辩护：“金陵全省皆溃，丹阳已失，钦差大臣和春退至常州，军务应归督办。而苏州尚无准备，故臣赴苏驻扎，以系民望。”“和春溘逝，兵勇解体，大局摇动，非臣书生所能支持。”[《清代野史》第7辑，巴蜀书社，1987年，第323页。]
咸丰皇帝至此才发现自己看走了眼，竟然把天下大局托付给这样一个厚颜无耻的人。何桂清和曾国藩是两种类型的人，何桂清以才干敏捷闻名，能言会道，一表人才，尤其善于和各方搞关系，是各方公认的办事之才。曾国藩其貌不扬，不善言辞，做事拙笨。所以朝中公论一直是何优于曾。在何桂清弃城逃跑后，朝中仍然有人反对以曾国藩取代何桂清，持之最力的是汉军机匡源。他的理由是何氏远比曾氏“明练”：
何较曾尚明练，宜留任以观后效。[《清代野史》第7辑，巴蜀书社，1987年，第172页。]
然而，事实证明，“明练”、善应对、小聪明，在天下大难前是没用的。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曾国藩式的笨拙、扎实、从根本上做起。
咸丰对何桂清非常痛恨，在上谕中斥责他道：“闻风先逃，民望何在？该大臣既抵常州，有兵有将，声势自应更壮，何畏葸若此！”“平时无事侈谈彼短，一旦决裂，尚不自知认罪，犹以书生自居，可叹可恨，殊有负书生。”将他革职拿问，命地方官逮送何氏进京。[薛颂留主编：《皇朝掌故辑要》，华文书局，1970年，第1129页。]
然而当何桂清逃到上海时，薛焕正以江苏巡抚的职位驻扎上海，浙江巡抚王有龄也还在位，因此两人联手营救何桂清，一再上奏，多方庇护，请准何桂清留营效力，“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以赎前愆”[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3卷，巴蜀书社，1998年，第1641页。]。说要利用何桂清的剩余价值，让他在上海激励团练，运动内应，设法光复苏州，请求等到苏州克复，再赴京服罪。薛福成在《书两江总督何桂清之狱》中说：“总督何桂清弃常州也，巡抚徐节愍公严劾之，上命褫职逮问，乃由常州奔上海屡以激团练，购内应，谋复苏州为名，迁延两年，竟不就逮。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皆桂清旧时属吏，夙所荐达者也，颇力庇桂清，合疏奏请弃瑕录用，俾夺后效，以赎前罪，诏不许。”不久恰好英法联军内犯，咸丰出奔承德，内忧外乱之中，没有再腾出工夫处理他，容他在上海租界苟且偷生了两年。
然而，曾国藩成了两江总督，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注定再没有何桂清的好日子过了。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后，立即拿着恭亲王奕的命令，与上海租界巡捕房洽谈，逮捕了藏在租界内的何桂清，解送北京。
何桂清是个精通潜规则的人，被捕以前，已经“潜令心腹，以重赀入都，遍馈要津，凡有言责者，鲜不受其沾润。自谓布置停当，放胆而行，于同治元年（1862）春到京”[沈守之：《借巢笔记》，第25页。转引自宝成关：《奕䜣慈禧政争记》，吉林文史出版社，1980年，第195页。]。1862年5月，入刑部狱的他仍然信心满满，以为可以死灰复燃，重新出山。因为一是慈禧太后当时垂帘未几，处事以君臣“同治”为宗旨，对于前朝罪臣，不肯轻做裁决；二是此时他的举主彭蕴章虽然已经失去了军机大臣的职位，但是另一位反对曾国藩的重臣祁寯藻已经重新出山，再掌大权。
早在咸丰四年（1854），祁寯藻因不得咸丰欢心，抽身引退，告老还乡，在家做了六年寓公[孙丽萍：《人物·晋商·口述史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2页。]。祺祥政变后，祁寯藻作为前朝元老重臣，又是肃顺的老对手，在新政局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力。立足未稳的两宫皇太后为了安定局面，笼络人心，于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重新起用他，做了年幼皇帝的领班师父，让他再次进入权力中心。
因此何桂清入京后，祁寯藻一马当先，为营救何桂清首先单冲上折，他所持理由是：
刑部原奏即称遍查刑律，如临阵先退、弃城先逃等条，均罪至斩候而止，明知舍此本律，不能改引，又云情罪较重，拟以斩决，是为拟加非律，非臣下所得擅请……[《清史列传·何桂清传》，转引自孙家红：《清代的死刑监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48页。]
所谓“拟加非律”，即不依本律，另定刑罚之意，不独非“臣下所得擅请”，即在上者亦不宜出此，否则就有残暴之嫌。嗣君新立，两宫垂帘，不宜以严刑峻法作为统治手段，否则将大失民心。这个逻辑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薛福成评价说：“祁公之疏，尤令人不敢指驳。”
祁寯藻的手法是先由斩立决争取到斩监候，然后在秋审案内，再活动减轻。他的行辈甚高，影响力非同凡响。在他的率领下，“救何派”一下子纷起，上疏申救何桂清者共十七人：“工部尚书万青藜，通政使王拯，顺天府尹石赞清，府丞林寿图，九卿彭祖贤、倪杰，给事中唐壬森，御史高延祜、陈廷经、许其光、李培祜等，或一人自为一疏，或数人合具一疏，其余五人则余忘之矣”[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3卷，巴蜀书社，1998年，第1641页。]。可见何桂清奥援势力之雄厚。
但是另一方面，要求杀掉何桂清的人势力也很强大。何桂清逃亡情节残忍卑劣，江南籍特别是苏常籍的官员必欲杀之而后快，所以也是接连上疏，力争不让，称“不杀何桂清，何以谢江南百万战难生灵”。
朝廷非常为难。
何桂清一案的一个关键点，是弄清他当初为什么由常州逃跑？如果是只为逃命，当然要杀。可是如果有证据能证明他确实是为了外出组织更有效的抵抗，就可能不死。刑部审问他时，何桂清拿出一份薛焕等人所具的公禀，说是薛焕等数名部下请他退到苏州，以保饷源重地，以此证明他本心并不打算弃地：“退至苏州，从江苏司道之请，欲保饷源重地也。因引薛焕等四人禀牍为证。”[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3卷，巴蜀书社，1998年，第1641～1642页。]
那么，这张公禀究竟真的出于当时，还是事后补具？当时的形势，是否有必要退至苏州？朝廷降旨，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这些情形具奏，以备朝廷定夺。
曾国藩在京师的耳目众多，对何桂清一案的发展当然了解得清清楚楚。
咸丰八年（1858）再度出山之后，曾国藩在官场上的修炼已经相当老到。他的原则是不轻易得罪人，但是对何桂清不同。一是两个集团积怨甚深，二是如果何桂清复出，与祁氏联为一体，又将成为他强有力的对手。因此他一定要斩草除根，置何桂清于死地。
曾国藩的回奏很有特点。一向不大肯说题外之话的他，复奏措辞，如老吏断狱，犀利无比。首先他说，这道公禀是出于当时的实情抑或事后伪造，调查起来很复杂，也根本没有必要查究，因为任何一个了解大清政治规则的人都知道，督抚权力巨大，可以主掌下属一生荣辱，因此既能使下属曲意逢迎在先，又可以使他们隐瞒粉饰于后。
接着，曾国藩又说，他掌握有何桂清造假的前科。咸丰十年（1860）七月，嘉兴大营将弁数十人联名上帖请求挽留何桂清在江苏，暂时不要解往京师，求曾国藩代为转奏。曾国藩通过调查发现，此事只不过是军中几个人所为，因此没有为他转奏。所以薛焕等四人禀牍不足为证：
臣在外多年，忝任封疆，窃见督抚权重，由来已久。黜陟司道，荣辱终身，风旨所在，能使人先事而逢迎，既事而隐饰，不特司道不肯违其情，即军民亦不敢忤其意。十年七月，嘉兴大营将弁联名数十，具呈请留何桂清在苏，暂不解京，求臣转奏。由王有龄移咨到臣。臣暗加察访，不过通知军中数人，并非合营皆知，是以未及代奏，而王有龄已两次具奏。观营员请留之呈，则司道请移之禀，盖可类推，毋庸深究。
接着他又说出一段非常关键的话：“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曾国藩全集·奏稿》5，岳麓书社，2011年，第75页。]
也就是说，因为封疆大吏要死守城池，这不光是朝廷的要求，更是一个读书人的大节，本不容有丝毫含糊。高级大臣，为了逃亡忍心害理，枪杀百姓，就凭这一条就足以处死，不必追究有没有这个公禀。
曾国藩的这道复奏，高屋建瓴，理直气壮，无法反驳，因此要了何的命。何桂清不久即被弃市。曾国藩集团终于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