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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楼下的“老人俱乐部”。
一过下午三点，照射到鼓楼东墙根的阳光，便显得格外宝贵，因为至多还有半个来小时，这冬日的阳光便不再具有暖意了。
在鼓楼东墙根下“负暄”（晒太阳。）的老人们，一到这时辰，心情便不免沉郁起来。他们留恋带有暖意的阳光，不那么愿意，甚或很不愿意回到那属于晚辈统治的家里。即便在家里得到尊重和孝敬的老人，一想到又要同谈得投机、玩得默契的友伴分手，心里也怅怅的。
胡爷爷自然是最怕“老爷儿”（“老爷儿”，即太阳。）偏西的一位，因为“老爷儿”一偏西，便是“老人会”的散场，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之后，见到的将是儿子那张冷漠的脸，儿媳妇那对白果一般的眼球，以及在饭桌上的这类遭遇：孙子将一块肉挟起来，对他说：“爷爷，给！”而儿媳妇将那块肉接过去，喂进孙子口中，假笑着说：“爷爷好吃素，爷爷要你吃！”他呢，便连自己挟一块肉吃的勇气也没了......
胡爷爷同海老太太坐在一起，犹如小孩子嘴里含着一块几乎化成了薄片儿的糖果，舍不得让它消失一般，你一言我一语地竟相咂摸着这钟鼓楼边的往事，仿佛在这样一种炽烈的怀旧中，他们便能够让时间停住似的。
咂摸得最久，并且百提不厌的，自然是那关于一百多年前的“豆汁姑娘”的传说。论起来，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还是那传说中有关人物亲友的后裔呢。
胡爷爷的祖上，原是银锭桥畔那经营豆汁铺的老夫妇的近邻，老夫妇的独生女儿被恶贝子抢走的情景，胡爷爷祖上是亲见的，因此多年来讲起这段事，胡爷爷总用着权威的口吻。据胡爷爷说，那贝子自从被神秘地剜去双目后，惧怕连性命也失去，便放还了那被抢的姑娘。
姑娘的父母，后来果然给她招进了一名白衣女婿，是个瓦工。庚子年间，那年老的夫妇都已去世，这对夫妇连同他们的五个子女，都成了“义和团”的团民。每当有人说那昔日被抢过的妇人，入“义和团”后当了“红灯照”时，胡爷爷总要予以纠正：“不是红灯照，是蓝灯照。我爷爷当年跟他家熟得不能再熟，他家的豆汁我家随便喝，我家的芸豆窝头蒸得好，他家也随便拿；所以究竟是怎么个情景儿，得听我爷爷的——我爷爷说，义和团的女团民，只有那年轻没出阁的，才叫红灯照，结了婚的妇人就叫蓝灯照，还有寡妇们，叫青灯照。“ 后来呢？
据胡爷爷说，“义和团”失败后，那瓦工被捕去杀了头，英勇牺牲了，那妇人便带着子女逃往了外地。究竟逃到了哪儿？他就说不清了，因为他爷爷没告诉他。不过，至今胡爷爷仍能到银锭桥畔，指认当年那家豆汁铺和他家祖上居室的位置——自然早已成为了别姓的住屋。
海老太太呢，却是与那传说中的反面角色有亲缘关系。据说那恶贝子的一个庶出的妹妹，便是海老太太的姥姥。这样论起来，那被义士剜去双目的贝子，海老太太还该叫他舅姥爷呢。这种关系倒并未使海老太太在参与讲述那传说时有什么羞愧之感。因为据她说，那舅姥爷岂止是欺压府外的良民，就是府内，他也不仅是虐待奴婢，对海老太太的姥姥——他庶出的妹子，也是想骂就骂，说打就打的。因此，每当讲到她那舅姥爷在那个月黑夜里，门窗未动而双目被剜的情节时，她甚至比胡爷爷等人更觉解气，还每每要发一通“恶有恶报”的议论。
再说，与海老太太有亲缘关系的满清贵族及其后裔还很多，有的支持过辛亥革命，有的解放后成为政协委员，还有那论起来得叫她舅妈、表婶的，人家都成了共产党员了。因此，海老太太的亲戚关系里是既有坏蛋也有好人——这也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有的状况，不足为怪的。人们自然常向海老太太打听她那舅姥爷的下场，她总是凿凿有据地说：“出了那档子事没多久，他就得疯病死了。临死的时候，他直嚷：”烫！烫！“问他：”炕烫，火盆烫？“他说：”豆汁烫！豆汁烫！“敢情他总觉得有人端着热豆汁往他身上泼......”对这类描述，人们自然只是姑妄听之。
那传说中笼罩着神秘色彩的侠义少年，他究竟从何方而来？又往何方而去？他何以能够不动门窗而潜入恶贝子寝室，从容地将其双目剜去？这些问题，胡爷爷和海老太太便只能同大家一样，凭着想象去猜测了——他们都失去了权威性。但几种传说的“版本”中，都有这个细节：在恶贝子双眼被剜的那天傍晚，那骑马的美少年，曾光顾过鼓楼大街上的“北豫丰”烟庄。“北豫丰”烟庄的位置究竟在哪儿呢？
这个问题，海老太太和胡爷爷以前就争鸣过，这天不知怎么搞的，聊着聊着，他俩又抬起杠来。
海老太太说：“那”北豫丰“烟庄，就在如今”炊事用具供应部“那儿，门脸正对着烟袋斜街。买妥烟料的主儿，一迈出“北豫丰”的门坎，抬头就能望见烟袋斜街把口的“双盛泰”烟袋铺，那门口挂着好大的烟袋幌子——您忘啦？足有四、五尺长，底下坠着红布......“
胡爷爷说：“那咋不记得？幌子上还箍着铜箍儿，小风过来不带晃摇的......可”北豫丰“蒂根就不在这鼓楼南大街上，它是在鼓楼东大街，如今”民康回民小吃部“斜对过......瞧您那点子记性！”
海老太太便扬起嗓子说：“我记性差？凡我经过的事儿，拾起来全能全枝全叶的......我倒试试您吧——当年烟袋斜街里的”忠和当“，门脸在哪块儿？”
胡爷爷脖子都直了：“街中间，庙对门，门脸朝北——我能忘了它？早年可没少跟它打交道！“他忽然回忆起，民国十三年夏天，紫禁城里建福官遭回禄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考问海老太太：“您记性好，您该记得早先故宫里头着大火的事儿吧？......”
海老太太不等他问完便用劲地说：“敢情（”敢情“与别的词语构成句子时，相等于”原来是“、”真叫是“、”可不是“......一类意思，单用时是一种表示充分肯定的语气词。）！那一年春上我出的阁，那场大火，记得是阴历五月十四晚半晌着起来的。第二天我跟我们掌柜的逛”荷花市场“，一进大堤，满耳朵听见的全是那大火的事......”
海老太太一提起“荷花市场”，胡爷爷便把那建福宫大火的事撂一边了。“荷花市场”！这四个字勾起了他多少既酸辛又甜蜜的回忆。他不由得又同海老太太一问一答地议论起当年的“荷花市场”来。海老太太在这话题中，同样也既回味到青春的乐趣，又反刍出人生的苦涩。
所谓“荷花市场”，是民国初年到三十年代末那二十几年里，在这钟鼓楼西南的什刹海出现的一种临时市场，每年从阴历五月初五开市，至阴历七月十五收摊。当时的什刹海前海遍植荷花，海西是一条颇宽的土堤，堤东是一片稻田，“荷花市场”的中心区便在这土堤之上，所谓“东边荷花西边稻，棚架半在水中泡”——市场的商棚，大都用杉篙木板扎搭，一半搭在岸上，一半搭在水中，上面或罩以席顶，或铺着可展可收的苇帘，当然也有因陋就简——覆以旧布缝缀的伞篷的。
胡爷爷当年也曾一度在著名的“德利兴”棚铺中学徒，到那“荷花市场”中给人搭过棚架；而海老太太的掌柜的，得意时却是“荷花市场”中携眷游逛的人物，潦倒以后，一度又在“荷花市场”中摆摊给人测字相面......
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兴高采烈地回忆了一番“荷花市场”的盛时景象......那“八宝莲子粥”，用糯米和上好粳米煮成，煮得腻笃笃的，盛在小碗里，中间混着鲜莲子、鲜藕、鲜鸡头米，上面再堆上雪花棉白糖、青丝红丝......小碗又搁在冰桶里，用那从窖中取出的天然冰块偎着，取出来的时候，凉飕飕的，称作“冰盏儿”，你说该有多么爽口！
还有“苏造肉火烧”，是拿花生油、鲜鸡蛋和细罗面烤成的，皮儿一层又一层，层层不乱，薄薄的皮儿下，露出里头的萝卜丝瘦肉末馅儿，一两算你两个，真勾人的“哈喇子”（口涎。）！......吃的如是丰富多采，那些耍货（玩具。）更让人眼花缭乱！上头泥塑、下头猪鬃扎脚的“鬃人儿”，搁在铜盘子里，一敲盘边，它们就连转带舞，别提有多么逗哏；还有各式各样的风筝，“黑锅底”、“沙燕”、“蜻蜒”、“蜈蚣”、“孙悟空”、“美人”......都不稀奇，最有趣的是“蝴蝶送饭”——它附在大风筝之上，大风筝放起老高以后，把它挂在风筝线上，能眼见着自动升上去，上去老高了，拴着线香头的小爆竹一响，绷线震断，它那翅膀便能一合，“嗤溜”滑将下来——你说巧也不巧？......
他们又回忆到当年“荷花市场”上售卖的几种灯：“荷花灯”，并不真用荷花制作，而是用高粱秸破蔑，圈成一个小西瓜大的圆圈，上面贴一圈用粉纸剪好压凹的花瓣，下面再贴一圈用绿纸剪成的六七寸长的流苏，中间点上一支小蜡烛，孩子们入夜后用一根小棍挑着，边玩边唱：“荷花灯，荷花灯，今儿个点了明儿个扔......”他们小时都点过，也都扔过的；“荷叶灯”，用真荷叶一张，当中插蜡烛，点上举过头玩；“河灯”，用一小块厚厚的圆木头，周围糊一圈纸，中间放一个泥捏的小油灯盏，点上后，搁进什刹海，任其漂流；最令人难忘的是“蒿子灯”，拔一棵青蒿，把许多点燃的线香头一一系在青蒿的枝叶间，手举根部，摇来摇去，在昔日昏暗的庭院里、胡同中，点点红星晃动着，袅袅香烟飘散着，引出正当青春年少的他们多少非分的幻想！......
“啊，二位说时，不就是当年”雨来散“里的玩意儿吗？”一位一手提着鸟笼、一手揉着核桃、身板比他们硬朗的主儿，听他俩聊得起劲，凑过来搭话。
“雨来散”？对！当年的“荷花市场”逢上下雨，自然散摊，所以确有“雨来散”的俗称。海老太太和胡爷爷一听见“雨来散”这仨字儿，心中顿时充满了无限的怅惘。“荷花市场”逢雨便散，人生呢？
缘分呢？......唉唉，往事真不堪回首！
那过来插话的，便是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他比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要小十来岁，对于他来说，“荷花市场”实在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
他记得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在轿行里等着当随行的执事——他们丐帮中的小伙子常去干这个，当然轮不到他们打伞、打扇，只能是在执事行列的尾部打打旗。旗有几种：青龙旗、白虎旗、朱雀旗、玄武旗；他受雇时只能是打那绣着龟身蛇尾的“玄武神”的玄武旗，走在最后。那年夏天他天天去轿行等候，天天落空，也不知怎么搞的，那年夏天阔主儿们都不娶媳妇！于是他头一回跟着父辈去“荷花市场”搞“硬乞”。他把一个大铁钩子钩迸锁骨，拖着个坠铁球的铁链，从堤南走到堤北，竟然只有人指点观看，而并无人施舍一枚铜板！从那以后他就恨上了什刹海，每从湖边过，他总忍不住要往湖里啐一口痰！
现在他听见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坐在那儿你一句我一句地赞美“荷花市场”，心中好不以为然，点出那“荷花市场”不过是“雨来散”之后，他又把右掌心的核桃揉得哗啦哗啦乱响，大声地说：“当年那什刹海有什么好的！别看海心里有那么点荷花装样子，海边上堆着多大一圈垃圾杂物？那住海边的人家，有的还见天地往里倒屎尿盆子，那股子味儿！打那里头窜出来的蝇子蚊子就别提有多少了！你们二位岁数都比我大，该比我早看见过”鼓楼冒烟儿“？......”
胡爷爷和海老太太一听，一齐点头呼应：“可不是，有一回这鼓楼顶上蹿起一丈多高的”黑烟“，街面上的人都当是里头着火了，嚷的嚷，跑的跑......”“是有那么档子事儿！后来不是把那消防队都叫来了吗？
消防队的人爬上去一细看，咳，闹了半天，哪是什么“黑烟”，是成团的蚊子搅成了那么个“通天柱”！“
“瞧，那时候咱们这块儿有多埋汰（脏、丑。）！说那路面是”无风香炉灰，有雨墨盒子“，真是一点也不假！”卢胜七突然焕发出一种忆苦思甜的热情，指着斜对面街上的店铺说，“要是当年，甭说别的字型大小了，就那”泰麟菜蔬商店“，那”和成楼生熟肉铺“，咱们敢进去吗？”
海老太太接上去说：“敢情！自打日本人来了以后，那物价就光见涨不见落！我还记得日本人来了以后印的那票子，一边有个孔夫子像，一边有条龙，瞅着就跟豆纸（手纸。）似的，”毛“得厉害！......”胡爷爷抢着说：“可不！那是”华北准备银行“的票子，外号”小被窝“嘛。当年大伙不都这么说吗：“孔子拜天坛，十块当一元！”......再后来那国民党的“法币”，就更不能提了，日本投降以后，“光复”的头一年，一百块“法币”还能买俩鸡子儿，过了没两年，一百块“法币”合算只能买上一个煤球儿！那是些什么日子啊！......“
说到这儿，恰好一辆长车身的8路公共汽车从他们面前的街道上驶过，海老太太便见景生情地接着进行新旧对比：“那时候打咱们这块儿出门有多难！都到民国多少年了，这街上才有了当当车（当当（音dang一声）车：当年北京人对有轨电车的称呼。），那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踩铃儿，当当地响，真吵人！......”胡爷爷跟上去说：“可不，我记得司机踩出的那调调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没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