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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遇害、前太子迁往洛阳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正好550年。关于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区分点有各种说法，不过，不管是哪一种，都认为春秋和战国的争斗性质是不一样的。
可以说春秋是霸主的时代，战国则是篡夺的时代。在春秋时代，所谓“春秋五霸”接连登场。所谓霸主，指的是诸侯会盟的盟主，而争霸就是争夺诸侯会议议长的宝座。
东迁后的周王室衰落得几乎没有任何力量，但是也没人想取代周天子。而为了拥天子以发号令，诸侯们竞相争夺盟主的地位。
霸主的愿望是成为诸侯的盟主，带领各路诸侯，入朝拜见周天子。晋文公被承认是霸主后，怕有人不服，就召唤周天子（襄王）到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河阳（黄河以北）。周王室被人呼来喝去的，可以说颜面扫地。孔子编纂《春秋》的时候，把这件事说成是
——天王狩于河阳。
在重视礼乐秩序的孔子看来，诸侯召唤王上简直无可想象，但却发生在现实中。孔子深思熟虑地遣词造句，就有了上面的提法。在后世学者中，也有人把这种写法定义为批评晋文公的“春秋笔法”。
召唤天子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不过，晋文公并没有取代天子的野心。
周开创封建制度，正如前章所述，是为了建立“周王室的屏藩”。如果周王室遇到危机，诸侯就立即赶来救援。而且，如果有外部势力进攻周王室，诸侯有义务在半途阻击。鉴于此，周把同族和功臣封到各地。不过，即便有再多的亲戚和功臣，过了两三百年后，他们和周王室之间亲密程度的下降是不言自明的。远在他方、多少代都未曾谋面的亲戚已经不算是自己真正的亲戚了。
不过，尽管这只是个长期处于贫困状况、名义上的周王室，西周东周合起来也持续了八百年而没有被篡夺，所以不得不说封建制度是成功的。
屏藩之间的关系可能比较缓和，而为了成为霸主，他们相互竞争，在各自的领地上推进开发。在辽宁省喀左县出土的大量西周前期的青铜器还在日本做过展览。青铜器上面有五字铭文，提示是为燕侯所作。这反映出在西周初期，召公的封地燕的势力范围就已达到了这个地区。1954年在江苏省镇江市的烟墩山上发现了三座古墓，出土了十几件青铜器。其中一件有一百二十多字的铭文，据此得知这是西周康王时代的器物，除了用来纪念封侯，同时也是为父而作的祭器。这些证据表明西周初期，周王室的势力影响到了长江流域。
周是个出乎意料的广域政权，而像殷那样的神权性质的独裁政权，要统治如此大的地域则是极为困难的。在统治辽阔地域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封建制是卓有成效的。
被封在边境的诸侯们持续开发自己的腹地，从而变得富强。例如，太公望被封于齐，拥有现在的整个山东半岛。周公虽然既是武王的同母弟又是他左膀右臂，但他的封地鲁却夹在齐和宋中间，没多少开发的空间，所以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小国。
后来统一天下的秦是个新来的诸侯。宗周被犬戎蹂躏、平王迁往洛阳之际，秦被给予岐山以西荒废的土地。就这样，秦襄公得周之助，开始有了爵位和领地。对平王而言，不只是赠与已放弃的土地，也是为了奖赏秦派兵护送平王东迁的功绩。
春秋各国中第一个以王自称的是楚。齐、晋等大国的首领只称公，而楚擅自称王。楚的势力范围是现在的湖北、湖南，可以想见楚本来就和周没有那么深的关系。一般认为当时这片地方还是未开化的。《史记·楚世家》中也特意用“楚蛮”突出了一个“蛮”字。楚的首领熊渠曾公然说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还让三个儿子称王。他放言说我就是蛮夷，所以跟你中央的惯例、称号什么的都无关，称王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在西周厉王的时候，楚停用了王号。厉王施行高压的“富强”政策导致天下大乱，前文已述。厉王是个独断专行的人物，楚为了避免他一怒之下发兵来伐，所以去掉了王号，也是怕这落为讨伐的口实。不过，周桓王十六年（前704），楚首领熊通再度称王。这正是楚武王。综观整个春秋时代，虽然有楚的前例，但除了晚期崛起的吴越外，其他诸侯没有一个称王的。吴越也是蛮地的首领，可以自顾称王。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则接连称王。这也是春秋和战国的不同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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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到战国的这段时期，也是由青铜器到铁器的转换期。比青铜更硬而且价廉，还能大量生产的铁的制造方法被开发出来了。
众所周知，欧亚大陆草原上的骑马民族因为有了铁器，所以能够统治仍处于青铜器时代阶段的周边其他民族。也有说法认为，斯基泰等骑马民族从西方向中国传播了造铁方法。如果是草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那么中国的铁文化就应该从北方开始才对，然而中国造铁的发达地区却在吴、越、楚等南方。此外，原始的造铁使用锤锻的锻铁法，但是中国造铁一开始就是使用铸型的铸铁法。原始造铁在时期上虽早，但并没有传入中国，很可能是中国在晚些时候开发出了其他造铁法。只不过铸铁法所造的铁，虽然硬度很高，但却有过脆的缺点，所以导致中国的铁一开始就用于制造农具而不是武器。
不言而喻，铁的出现给生产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变革。在耕作和水利工程上，铁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此外在春秋晚期，技术的发展使铁易过脆的缺点得以克服。这段时期相当于吴越崛起的时代，我同意这种看法。
鲁迅（1881—1936）的《故事新编》中有篇关于名剑的故事。主人公眉间尺的父亲是干将，母亲是莫邪，两人都是春秋晚期吴国著名的铸匠。此外，还有鱼肠剑、纯钧剑、太阿剑等其他同时代的名剑故事流传了下来。故事发生的舞台都在吴、越、楚。越王勾践用过的名剑曾在日本展出过，在留给我的记忆中，那是一把看一眼就知道很锋锐的名剑。
“矛盾”这个词是人人都知道的。它出自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个卖矛和盾的商人，宣称他的矛能刺穿所有的盾，而他的盾能挡住所有矛的进攻，但在被人们追问其中“矛盾”的时候灰溜溜地走了。出典是《韩非子》，而商人却是楚人，于是我们就得知楚是锋锐、坚硬武器的产地。
如前文所述，《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从共和元年（前841）开始，有十四个栏。最上栏的周是王室，不是诸侯。在周的下面列有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十三个诸侯的国名。那么是司马迁弄错了吗？他不可能弄错这么简单的数字。有说法认为，这是由于司马迁不认可这十三国中的一国为诸侯。因他没有做任何说明，所以，会不会是擅自称王的楚被剔除在外了呢？但是，楚和其他诸侯会盟，跟中原的关系逐渐加深。司马迁否定的诸侯是吴的说法更有力。
吴在年表的最下端。同样是南方新兴国的越，消灭了吴王夫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但司马迁却没有因此给越设栏位。陈、蔡、曹等虽然是自西周就有的古国，但一直没有影响天下大势的能力，却都各自获得了一栏，所以有更多记事的越理应也有一栏才对，但司马迁却没这么做。他大概是认定越专门和吴争斗，让越在吴一栏里登场就已足够了。
春秋五霸有很多种提法，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的较多。也有把吴越二者替换为宋襄公和秦穆公的提法。
太公望的封地齐成为第一位霸主的最大原因是明君桓公，以及他得到的名相管仲（？—前645）。桓公死后齐仍然是个地方上的大国，但因家族内乱频繁而丧失了活力。
晋是继齐之后的霸主，是西周成王弟弟的封地。实际上，以山西省为大本营的晋也是自身旁系变强后取代了主系宗家而成为诸侯的。晋吞并了邻近几个小国，到文公的时候终于成为霸主。文公名叫重耳，因家族内乱出走，经历了在各国流浪十九年的生活。他手握霸权，如前文所述，召唤周襄王到河阳，能获得这样的实力可能也是拜失意时候的体验所赐。
晋文公的功绩是，针对南方异类的楚国北上围宋，联合齐、秦前去救援，在城濮（山东省）大破楚军。晋文公流浪的时候，得到了楚成王的极大关照。当时成王问他：“我帮了你这么多，如果你回国后当了君主，该怎么感谢我呢？”文公回答说
——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
“舍”是一天的行军距离，约合12公里。“退避三舍”意思是要后退36公里。据说城濮之战中，晋军果然退避三舍。
这次被打败的楚成王之孙楚庄王也算是春秋五霸中的一位。他在周国都洛阳附近的洛水东岸击败了陆浑的戎族，因而一举扬名。因为平定了周都附近的动乱，周王室也派侍从前来犒赏，为首的是一名叫王孙满的大夫。楚庄王向王孙满询问周室祖传的九鼎有多重。传说九鼎作为帝德的象征，从舜开始，经夏、殷、周传了下来。
若要解释其中含义，询问九鼎的重量，就是因为想把它运回楚国才有此问。“问鼎轻重”的典故就出于此，用来喻指图谋夺取政权的言行。王孙满答道
——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意思是舜、夏、殷、周都是更改了天命才得到鼎，而周尚有德，天命未改，你就想把鼎搬到自己家，这是做不到的。楚庄王对此回复说
——子，无阻九鼎！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
王孙满啊！别老是把九鼎藏着掖着，就算有九鼎，周王室还不是照样破落。我们楚国戟头上的喙要多少就有多少，用它造个九鼎还不是小菜一碟！——这篇宣言的言外之意就是要用武力夺取天子宝座。
和上面三个霸主相并列的还有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两人。吴越是夙敌。吴领有以现今苏州为中心的江苏省，越以浙江省会稽（绍兴）为大本营。两国因为接壤，经常爆发战争。
吴王阖闾在跟越国的战争中因伤而亡。他的儿子夫差兴兵复仇，攻打越国，包围了会稽，越王被迫投降。越王向吴献上了绝世美女西施，在表面上装作异常恭顺的同时，一直没有忘记“会稽之耻”，后来在公元前473年消灭了吴国。
吴越在春秋晚期崛起，是因为其军队装备了锋锐的武器，这也极大影响了中原各国。吴攻陷过楚的国都。越也曾北上，在徐州与诸侯会盟，所以也算是霸主之一。
宋襄公在和楚大战的时候，不肯听名臣目夷（子鱼）的话，没有在楚军渡河时给予打击，而任由敌方过河后重整态势，最后落个完败的下场。不乘人之危的确是“仁”，却因此导致了自己的失败。人们讥笑他的“宋襄之仁”。这位宋襄公有时也被算作是五霸中的一位。宋国人是殷的后裔，而夏的子孙的封地杞则只是个年表中都没有出现的小国家。据说这个国家的人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于是就有了“杞人忧天”的说法。“宋襄之仁”也好，“杞人忧天”也好，亡国子孙总是易遭人取笑。
宋虽有目夷这样的名臣，襄公却不肯听他的建议而败北。吴有名臣伍子胥，获得了伐楚战争的胜利，最终却被处死，之后吴就无法抵挡越的进攻。因担心受到猜忌，越国名臣范蠡则在越王勾践灭吴后飘然离去，毕竟有吴国伍子胥的前例。
也可算作五霸之一的秦穆公，通过录用有能力的人才，国势强盛起来。然而在他死后，他的177名臣下被迫殉葬，因此受到后世史家的诟病。
在秦始皇的兵马俑被发现后，殉葬成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俑应该是殉葬的替代品，可能在秦国土地上，原本就有殉葬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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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详细罗列出春秋时代的争霸战，要理顺其中的关系也是很困难的。不过，虽然诸侯众多，但可以说主角是晋、楚两国。而其他诸侯则是围绕这两个超级大国，审时度势，时而合时而散。
为何晋楚如此突出呢？处于现在的山西省的晋可能和北方游牧民族有所交流，得以经常补充活力。楚也同样从称作蛮的南方民族那里长期获得了精悍性方面的补给。
吴越的登台意味着新武器的亮相。在此之前，战斗形式是驱车手、射手和指挥者在几匹马拉的战车上作战。不过，随着铁器的出现，兵士可以手持各种类型的锋锐武器作战，车战就转变成了步兵战。
车战的参战者仅仅是贵族指挥者和他的私人随从，而步兵战就可以从一般的庶民中征募。国家的每一部分人都在作战，于是战争就成了综合实力的较量。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使得庶民变得积极向上起来。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庶民的眼里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战争把他们带到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行军之旅中的战场体验必定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震撼。他们把这些体验传递给自己的家人——父、母、妻、子，于是民心向上的风气在人群中扩散开来。
从这个时代起，思想家的登台在中国接踵而至，上述的情形也是其中的一个背景。
社会的下层有对胜利的渴望，上层同样也有。春秋战国是竞争时代，为了获胜，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了比邻国更富有，该怎么做呢？有人主张追求经济方面的实际利益，有人则强调精神层面很重要。
有优秀见解的人可以得到诸侯的任用。为了入仕就业和安身立命，有志于学的人越来越多。若与安身立命无关，人类的目标是什么呢？为了什么而活着？人生到底是什么？也有人沉浸在思索中。
春秋战国是个记录了涌现出的各种思想、学问的时代，这些远远比这段时期爆发的形形色色战争更为重要。
前文中已提到，东周前期被称作春秋，来自孔子所修编的《春秋》。《春秋》以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告终。“获麟”代表事情终结或绝笔，也来自这个故事。现在的《春秋》文本包含了哀公十四年以后的事，是孔子的弟子们补充的。
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结束于周敬王死去的甲子年（前447）。实际上孔子在两年前去世，所以后世的史学家将此解释为，司马迁将孔子之死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如前所述，战国是个篡夺的时代。超级大国晋被大臣们接管，而因为国家太大，国主又不能轮流来做，于是被三个大臣分割了。这样，赵、魏、韩三国诞生，晋彻底消亡了。北宋司马光（1019—1086）在《资治通鉴》中，把这三国正式被周王室承认为诸侯的公元前403年作为区分春秋和战国的时间点。曾是霸主——太公望子孙的封地齐，不久后也为流犯田氏篡夺。这时已经到强者们的时代了。
也可以叫做修罗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年代满载了人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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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人，展开了形形色色的思想，建立起形形色色的学说。史学家将之综称为
——诸子百家。
中国的思想都产生自这个时代。此后除了外来的佛教，基本上都只是对这个时代的继承、铺展、解释、改进，这种说法绝不过分。
不言而喻，最重要的当属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在展开论述之前，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孔子诞生前的状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春秋晚期是宰相的时代。这段时期没有出现优秀的君主，而优秀的宰相却层出不穷。这可能也是以下犯上的一种。因为竞争愈发激烈，无论如何，必须整顿国政才能使国家生存下来，所以必须对税收、诉讼、产业等现实政治加以妥善运营。因此，宰相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实干家的时代。君主和上层贵族们沉迷于狩猎，沉湎于权谋，为宫廷内的权力斗争费尽心机。然而他们从不接触注重细节的实务，认为这些事情只是小吏们的工作。不过，进入残酷竞争时代后，这些细节变得尤为重要。
郑国的子产和齐国的晏婴就是这样的实干家。郑国一直有专出宰相的门阀，但子产的家族不在其列，可以说他只是旁系贵族出身。齐国晏婴出身则更低。两人和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比孔子年长。《史记·郑世家》中记载，孔子很尊敬这二人，在听到子产的死讯后哭道
——古之遗爱也。
意思是说，子产从来都把仁爱放在心中，这份仁爱不像现在的人那么轻浮。
郑是周幽王骊山被杀时殉职的郑桓公的子孙属国，洛阳迁都初期，郑是最靠近周王室的一个。然而，郑的社会风气声名不佳，甚至“郑声”都成了淫词艳曲的代名词。因缺乏努力，郑慢慢地变成了小国，到了子产的年代，已被困在大国之间，必须操心于生死存亡大计了。子产不得不做伏尔甘（Vulcan）式的政治家。
子产制造了“刑鼎”，把刑法条文铸到鼎上。不止是郑，这个时代的各国都没有成文的法令，全是根据惯例来断案的。把这些惯例变为成文并铸于鼎上的做法，是用来明示条文的不可更改性的。
至于刑鼎的目的，应该是要打压贵族的专横。若要使郑富强，就必须发展产业。郑的农民和工商业者不怎么工作，是因为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总是被地主或领主等贵族巧取豪夺。人民没有勤劳的动力，就不能指望国家能够富强。为此制定的成文法，正是要限制贵族的权力，保护生产者的利益。
也有人从德治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刑鼎的铸造。晋有个叫叔向的人发来信件表示抗议，说如果有了法律，人们就会以此为保护伞，也会千方百计钻法律的空子，只要不触及法律就可以不用惧怕长上，如此等等，罗列了很多后果。
可见制刑鼎的子产是个法治主义者，但也不完全是这样。郑的国都发生火灾，定公欲祭祷消灾，子产对此表示反对，说
——不如修德。
这条忠告说，与其祭祷向上天乞求，不如考虑以人为本的修德。
虽然被德治主义的叔向批评，但子产自身也是一名德治主义者。然而子产与叔向相比，更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史记·郑世家》说孔子会见了子产，并以兄事之，这应是司马迁的笔误。孔子第一次出鲁是他年满34岁（前517）的事，而郑国子产在五年前就已死去。不过，子产的以人为本、现实主义、德治主义得到孔子的共鸣和私淑，这一定是事实。
和子产并称、同样给孔子影响的还有齐国的晏婴。晏婴的出身比子产更低。据说他的祖先因在和莱夷的战争中立了功，而获得了食邑（领地）。不过社会地位并非相当于世袭贵族的卿大夫，而是卿大夫之下的士。既不是庶民，也不是贵族。
当时齐国有个权臣崔杼杀了君主庄公。其实庄公是因为和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的家丁们杀死的。崔杼的家丁虽然也相当于是崔杼的主君庄公的陪臣，但对庄公没有君主的观念。他们说：“我们只是奉主公崔杼之命前来捉拿淫乱之徒的。”听到庄公死讯的晏婴赶来后，留下几句话
——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这里有社稷贵于君主的思想，孔子进一步深化了晏婴的思想，在社稷之前加上了“天下”。春秋晚期还有十几个大国。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也是晏婴的理想，寻求路线的落实，并不拘泥于自己的故国，于是出鲁巡历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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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公被杀时，齐的太史（记录官）写道
——崔杼弑其君。
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还写同样的内容，又被崔杼杀了。然而太史最小的弟弟仍然坚持，所以崔杼只得彻底放弃了。《春秋·左氏传》说
——南史氏（地方的记录官），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地方的记录官当听到中央的记录官因记录事实而尽数遇害时，就准备进京接班。当然他已抱有赴死的决心了。这个片段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人对于历史记录的执著，也反映出记录历史的专业集体业已存在。
崔杼的臣下劝他把硬骨头晏婴杀掉，崔杼说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意思是晏婴有民望，杀了他就得不到民心。据近代中国的史学家范文澜（1893—1909）考证，齐在吞并了莱夷的土地后，在渔业和盐业上大获其利。此外，最初用来指代铁的是“銕”字，一般认为这也是莱夷的地方产业。而在讨伐莱夷中立有功绩的晏氏先祖获得了监管这些地方产业的职位。如果是这样，晏氏一族就可能掌握了渔业、盐业、造铁等团体。崔杼所说的“民”，可以具体解释为晏氏一族产业下的从业民。
人们开始察觉到集团的力量。此前的集体是村落等生活性质的，后来产生的集体有了职业性质。像史官们也有了自己的集体组织，这从崔杼的小故事里就可以看到。因为晏婴是大规模产业集团的首领，所以，甚至是敢杀君主的崔杼也不敢动他。
提到职业集体化，我想说的是，孔子也带领了这样一个团体。孔子的出身，按当时的观念，是比晏婴还要低很多的低层。《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有
——孔子贫且贱。
著者史学家司马迁所处的汉代，儒教已成为国教。《史记》中天下之主为“本纪”，诸侯为“世家”，其他人为“列传”。既不是皇帝又不是诸侯的孔子，理应被列入“列传”才对，然而司马迁特别地设立《孔子世家》，这是崇高敬意的表达。然而他对孔子的出身又绝无任何粉饰的举动，这是继承了赌命书写崔杼弑君的齐国史官的传统。
孔子幼时丧父，母亲没有告诉他墓在何处。母亲死后，他总算是从曾参加过葬礼的车夫母亲那里打听到了父亲的墓处，这才合葬了父母。可能他的父母亲并不是合法的夫妻。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如同《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述，孔子幼时玩过家家的时候就摆列俎豆等祭品，模仿葬礼和祭礼。白川静氏（1910—2006）推测孔子的母亲可能属于巫一类。
冠、婚、葬、祭的礼仪对这个时代的人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一生中只有一次，所以人们希望能够根据专家的指导来实施。礼仪中一定要有音乐的伴奏。孔子异乎寻常地重视礼乐，深信可以借此保持人类社会的秩序。不妨视他为礼乐这一职业团体的掌门人。而要指导礼乐，不会读书写字是不行的。出身贫贱的孔子之所以能读会写，是因从事礼乐的职业而习得的。他也是一边教门人读写，一边自己开始学习。
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成为区区一名礼乐的职业者，而是有自己的理念。孔子把鲁国国祖周公的追求当作是自己的理想。周公把殷那样夸张的神人杂居的世界分割成天上和人间，把世间变为人类的世间。《尚书》中就记载了周公的理想，周代的礼乐也被认为是周公所定。
鲁国现状距离周公的理想相当遥远。周公的“礼”指的是秩序，而在鲁国，君主之力衰弱，同族的三桓氏——季孙、叔孙、孟孙——垄断了政治。三桓最有实力的季孙氏则是臣下阳虎掌握了实权，这种下克上的现实与周公之礼不合。孔子为君主权力的回归和周公理想的实现，参与了实际的政治。然而却失败了，他不得不离开鲁国。
如前所述，孔子意识到社稷之上还有天下。周公的理想不应局限于鲁。孔子的愿望是通过更强大的晋或楚实施他的理想，把影响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天下。所以，被鲁驱逐对他来说不算是伤筋动骨的挫折。十四年间他在各地流浪，游说诸侯。而当时政治形势很复杂，他甚至在陈、蔡等地差点遇害。
于是，孔子放弃了业已失败的政治活动，回到了故乡鲁国，倾力于弟子的教育和整理编纂《尚书》、《诗经》等工作。他的语录《论语》是由弟子们收集整理的，这本著作揭示了他理念的中心是“仁”。在解释“仁”的时候，虽然弟子们说法各异，但这是人文主义。怎样以人的身份存在，这是儒家研究的问题。
如果以“仁”为中心来考量一个人，诸侯和实际当权者中会有不仁，无名庶人中也会有仁。可能跟自己的出身有关系，孔子视人不以贫富贵贱为差别，他认为仁和不仁才是为人的衡量标准。政治要由近仁之人主导，正是孔子的观点，但这和他所说的秩序却是相矛盾的。他反对三桓的专横，尝试恢复君主权力就是以礼——即秩序为理念的，而不是以“仁”为标准。不过，君主的权力恢复后，政治应由近仁之人来辅佐，这符合孔子的政治思想。近仁之人要施行政治，就必须得到君主的信任，而并非源自血缘关系的信赖感，也是“仁”本身，是对帝王、诸侯最大的要求。
儒的“礼乐”和“仁”之间有对不上的部分，其中有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对立，也有复古和进取的深刻矛盾。围绕着这些，孔子的思想逐渐伸张成为一个很大的体系。孔子的思想在后世的中国是思想的主流，但在孔子的时代中则绝对不是。从春秋直到战国，人类思考的力量持续井喷，可以说孔子的“儒”是其中的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