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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殷、周在中国被称为“三代”，这三个世袭王朝历来被认为是中国之主。不过，一般认为，三者的实际统治范围仅限于以黄河中游流域为中心的地域。如前所述，甚至在江南都有周代青铜器的出土，于是人们从中得知周的势力范围出乎意料的广阔。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封侯的铭文，所以势力范围并不意味着就是周直接统治的地方。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一个王室所能控制的范围，所以王室以封建制度委托王族和功臣来统治地方。封建诸侯们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既推进垦殖，也发动战争。
春秋诸侯、战国七雄统治的土地，基本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人口稠密地区。作为地域名，这里被称为中国。如果没有秦实现的统一，可能会跟现在的欧洲一样，有大大小小很多个国家。以秦、楚、齐为名的国家并存，演绎着兴亡交替的历史。换言之，如今所说的中国是因为秦而诞生的。
先秦（用来称呼秦以前的时代）的文献中频现“中国”的字眼，意思是“国之中央”。秦以后的诗文中，很多情形下中国并不指代整个国家，而是国家的中央部分或者国都。《史记》在顺叙秦的世系时，时而中国，时而夷狄，其中的意思应该理解为秦的先祖时常被召到中央。
“中国”这个词并非“国之中央”的意思，而是指“中央之国”。因为有了秦的统一天下，所以直到现在还在用“秦”指“中央之国”。“秦”字的发音是chin，现在的印度语和波斯语仍然把中国称作chin。英语的china也来源于“秦”更不用说了。题外话，china后来有了中国特产陶瓷器的意思。
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正值战国诸侯开始称王的时候，相当于秦国商鞅下台的时期。在与秦始皇同一时代的欧洲，历史的主角和舞台正从希腊转向罗马。对罗马来说，为更多人所知晓的是东方的产品而非东方的国名。这产品正是丝绸。丝绸也出现在甲骨文中，写成现代的字形就是“丝”，现代汉语的发音是si，估计古代也应是差不多的发音。罗马人都知道，用令人惊奇的纤维制成的si的产地在东方。拉丁语中表示中国的ceres或celica，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si为语源的说法很有说服力。英语的silk属于同语系，无须多说。
话题重新回到秦始皇。在他十三岁即位的时候，他的秦国已经是最强大的国家了。对于即将实现统一天下梦想的秦，当时的人们有两种看法。赵被秦攻打的时候，齐人鲁仲连说服魏国客将新垣衍向赵派去援军，秦军因此解除了对邯郸的包围，赵送还了当人质的少年始皇帝。这是一次极为重大的事件。鲁仲连在对新垣衍的陈述中，把秦说成是一个不知礼仪、崇尚首功（战场上斩首的功绩）的国家。他还说，秦以强权役使士，像压榨奴隶一样压榨人民，如果要自己成为秦民，宁可跳东海而亡。在齐国文化人鲁仲连眼里，秦是一个野蛮的、只在战争中才算强大的国家。
另一方面，如果让持性恶说的荀子来评价，他会赞扬秦国的风俗：百姓淳朴，敬畏官员，故而顺从；政府里的官员严肃、恭俭、敦敬、忠信、有礼貌，还不拉帮结派。百姓顺从以及官员服务态度良好的原因在于法律的严酷。人类天性本恶，所以必须要以法律来约束。从荀子的这种看法出发，秦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家。
在这个集权主义的法律国家中，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始皇帝一手打造的。自商鞅铺设国家运行轨道以来，到始皇帝这一代已经过了一个世纪。正在实施的郑国渠灌溉工程以及李冰在蜀完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是始皇帝所继承的庞大遗产。百年的岁月里，秦变成了与其他六国性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始皇帝是应运而生的人物。
秦虽然完成了天下的统一，但历史昭示，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大崩溃。即便花上百年的时间，集权主义性质的国家还是有着极大的缺陷，连始皇帝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可以说最清楚秦国缺陷的就是褒秦的荀子。儒家的荀子认为秦达不到自己理想中的王道，理由就是“无儒”。这里说的儒可以理解为理想主义。
荀子说
——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
他指出，如果秦能把儒的理想主义在政治中纯粹地反映出来，就可以称其实现了王道。如果政治只是以驳杂的形态反映了儒，最多也就是个霸主。如果完全没有理想主义而施行政治，那就只有灭亡一途。必须承认这个预言实际上完全说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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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始皇帝是强秦性格的化身。有利的一点是秦可以为所欲为，而丝毫没有公平和人情的余地。
二十四岁时他清除了相国同时也是仲父的吕不韦。在诛杀了和太后有不伦之恋的嫪毐后，首先就罢免了推荐这个妖人入宫的吕不韦。吕不韦被迫转移到自己的封地河南洛阳。然而，做了十几年的摄政、权倾朝野的吕不韦，即使被逐到封地，登门拜访之客还是络绎不绝。不久始皇帝又发布处理决定，令吕不韦迁至蜀。这一次始皇帝给吕不韦送去的亲笔信被《史记·吕不韦列传》引用，内容如下：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吕不韦的功绩被全盘否定。被送往赵国的可怜人质子楚之所以能成为秦王，都是因为吕不韦的功劳。那时，吕不韦评价他为“奇货”。如果不是吕不韦对华阳夫人做工作，子楚是不可能即位的。始皇帝也因为是子楚的长子，才能继父亲之后登上王位。不能说吕不韦没有功劳。始皇帝清除在政界呼风唤雨的吕不韦，必然是在为建立王的独裁体制做准备。被勒令前往蜀的吕不韦觉察到自己“可能就此被诛杀”，于是服毒自尽。始皇帝还进而调查在参加吕不韦的葬礼时哭泣的人，并对他们处以流放。时间是公元前235年。
始皇帝并非是头脑发热，可能从十三岁即位开始，就已经在计划着完全掌握王权。从嫪毐大案到吕不韦自杀的三年内，他冷静地计算，逐个击破，最终达到了目的。
既然秦国有这样的独裁人物，那么当时的六国再怎么合纵，也逃脱不了对方的毒牙。不管怎么说，始皇帝在父亲为人质的时候生于赵国，从年幼不懂事开始，就过着逃亡的生活。秦昭王丝毫不顾当人质的孙子和曾孙，派军队包围了赵国邯郸城。吕不韦花六百斤黄金买通了监视的官员，好歹把子楚救回秦国阵地。留下来的子楚妻儿当然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但他们还是成功地躲过了这一劫。吕不韦也有自己的考虑：始皇帝的母亲自幼在邯郸长大，对所有事情应该都有一套自己的办法。秦昭王死后子楚的父亲安国君即位，始皇帝和他的母亲终于回到了秦国。九岁之前，他过的是头颅寄放在肩膀上的生活。对于始皇帝，我曾形容他是“魔性之人”。始皇帝不是普通人，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的信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
秦向与其接壤的韩出兵后，韩把一个叫公子非的使者送给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始皇帝是韩非著作的忠实读者。韩也知道这件事，于是就把公子非送去了。韩非的著作《韩非子》流传到了现在。始皇帝在读后甚至说，如果能和作者相会、交往，死也愿意。
《韩非子》是冷酷的法家著作，里面有句话
——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
它断定，为了取悦人民而施行的政治就是混乱的开始。举例说，收取税金和年贡是出于应对饥荒和国防的需要，而人民却因性“贪”而不满。为了博得人民的喝彩声而减免税金的话，饥荒的时候就会有饿死者，外敌入侵也无法防御。如果刑罚变得严厉，人民会因法“严”而不高兴；然而如果放松刑罚，社会秩序就会乱套，市民的生活就会受到威胁。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主旨都是不能迎合、迁就民意。这本著作的作者是儒家荀子的门生，却对儒家持否定态度，理由是“儒以文乱法”。若以文章和言论批判政治，“法”的权威就会降低。它主张应该赋予“法”绝对的权力，王依法施行政治。信赏必罚则是不言自明。不管是和王血缘有多近的王公，还是影响力有多大的豪强，在“法”的面前是一样的。血缘、人情，一概无视。父亲犯法，儿子也得告发。儒家批判这种违反人情的做法，但韩非子辩解道，如果做得不这样彻底就无法推行政治。这种学说非常对始皇帝的胃口。
始皇帝扣留了以使者身份前来的韩非，准备为秦所用。对此有危机感的是同为荀子门下的李斯。李斯最初是由吕不韦招揽的法家，因其才能而被认可，成了始皇帝的最高顾问。如果始皇帝起用倾心已久的韩非，李斯的地位就会变得岌岌可危。李斯向始皇帝进言道
——非是韩的公子，所以即使仕于秦，也会以韩国利益为先。不可起用。但也不能为他人所用，可以在秦国以某种法律的罪名诛杀之。
始皇帝放弃了起用韩非的念头，但韩非是他曾经私淑过的人物，于是惜其才能，决定予以赦免。然而，李斯深知韩非的可怕之处。只要这位法家的一号人物还活在世间，李斯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个二流的法家。他给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迫他自尽。
在法家的世界，就算是同门师兄弟也没有人情和公平。这让人联想起鬼谷子门下的张仪和苏秦之间也是火星四溅，以合纵和连横相争不休。同门的俊才、同学，相互之间也是敌手。肉体上消灭对手，是法家保证自身生存的所谓最佳策略。
韩非在秦国死于非命，但他的思想仍然活在秦国以及始皇帝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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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秦灭六国的确是大势所趋，至少始皇帝使这种势头得以加倍。
韩非子死后三年，秦国灭韩。时间是秦王政十七年（前230）。
两年后，赵国灭亡。将军王翦攻陷了赵都邯郸。
又过三年（前225），王翦的儿子王贲水淹魏都大梁，俘获魏王。
自此，春秋时代的大霸主晋分裂成的韩、赵、魏相继灭亡，秦的对手由六国变为三国。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将军王翦率领大军，消灭了最强对手楚国。
在韩和赵被消灭后，有强烈危机感的燕太子丹准备以暗杀始皇帝的方式来打开局面。刺客荆轲被送往秦国，但暗杀最终功亏一篑。虽然暗杀是狗急跳墙的策略，但此时也没有其他手段可使了。燕在受到秦猛攻后，杀了暗杀大案元凶太子丹，向秦献上首级，想以此来平息秦的怒火。然而，秦并非是一怒之下才发兵的，吞并天下才是其真正目的。秦自然不把太子丹的首级放在眼里，仍然继续发兵。燕王逃到了辽东，但很快就支持不住了，有八百多年历史的燕国就此灭亡。
最后只剩下一个齐国。蹂躏了燕国的秦军顺势南下，占领了齐都临淄，俘虏了齐王。时间是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此前叙述中虽然一直用始皇帝的称呼，但实际上在天下统一之前还是得称其为秦王政。而在消灭六国后，秦王政就开始用从未有过的“皇帝”称号。与此同时，谥法被废除了。各国的昭王、怀王等谥号，是在王死后依据其生前业绩和品行来选定的，这正是一种评价。始皇帝认为天子是超越评价的存在，那么如果废除了谥法后该怎么排行，就以数字来算。他宣称自己是始皇帝，接下来的就是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一直
——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始皇帝想要的是天子的绝对化。在此之前普遍用于指代第一人称的“朕”被定为天子专用，就是绝对化的表现之一。此外，秦不允许士大夫掌握较大的权力。称为仲父的吕不韦不得不自杀，百战百胜的将军白起也被以“有余言（怨言）”的理由处死。秦一度包围了赵国邯郸，但因无法攻克，只得退兵。始皇帝的父亲子楚逃出赵国就在这个时候。白起反对这次出兵，称病拒绝就任司令官。出兵失败后，白起说了句“都是因为不听我的话才导致这样”，传到了昭王的耳朵里。这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多嘴，必须以死谢罪。长平之战中消灭赵军四十五万、在伊阙攻韩魏斩首二十四万的战果，进而攻陷楚都郢甚至使楚来不及迁都的大胜，悉数出自白起的指挥。可谓是为统一天下奠定基础的名将，却因为一句牢骚就被轻描淡写地杀了。多嘴只是个口实，军功过于辉煌才是被清除的真正理由。从那时起，秦就在推进王权的绝对化。如果要依据法家思想推行政治，这样的事就是无法避免的。
基于法家思想的政治要求，还要废止封建制而施行郡县制。也曾有人进言，在远离国都的地方封皇族为王。而李斯主张强行推进郡县制，他的意见被采纳了。全国被分为三十六郡，郡下置县。郡、县的长官全部由朝廷派遣，一纸调令就可调到任何地方。当然世袭之类是不能容忍的。中央也就是朝廷的指示会被传达到全国的所有角落。
继统一国土后，秦又在所有领域推行统一。这应该算是始皇帝的功绩。各国略有不同的字体都被统一为秦国小篆；各地有差别的度量衡也被统一；全国的车轮间距离被命令必须一致。当时的道路上因为辙较深，显现出轨道的形状，车轮就在其中疾驰。各国的轨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了防御外国战车的进攻，至此已经被认为是没必要了。文字和轨的统一被称为“书同文，车同轨”。继军事上的统一后，政治、文化上的统一也开始实施。
秦始皇统一天下，在人们的心里深深地烙上了“一个中国”的信念。从此人们就认为，分裂是异常的，统一才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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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清除掉吕不韦，而在统一天下后，他的办事节奏让人感觉一下子快了许多。
提起万里长城，马上就会让人联想到始皇帝，实际上长城是战国时代诸侯在各自国界要地所筑的城墙。因为天下已经统一，所以始皇帝就拆除了这些城墙。齐长城围山东半岛而建，楚长城则依汉水到汝水而建。天下统一后，这些城墙就成了无用之物，还妨害了交通。只是北方的长城还不能拆除。究其原因，从战国晚期直到秦汉，匈奴俊杰辈出，北方塞外民族的威胁越来越大。于是秦始皇连接起燕、赵和秦自身在北方修筑的长城，并予以加固、加强。
《史记·蒙恬列传》介绍长城
——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记述说将军蒙恬率领了三十万役众，这是依法强制召集的役众。民众如果抗法，就会被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商鞅开创的秦国法家政治在李斯手中变得更加严酷。
长城的建造引人瞩目，而拆除国内长城的时候也强征了很多人。始皇帝在即位的同时就开始在骊山修建自己的陵墓，这项工程从全国征用民夫。此外还开始营造叫做阿房宫的巨大宫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营造骊山陵和阿房宫，共动员了七十多万囚徒。囚徒的数量确实显得过多。派遣至郡县的官员是依法家思想来管理行政的。对他们业绩的考核，是看是不是施行了更多、更严厉的法律，结果出现大量囚徒。囚徒数量多被认为是郡县官吏有能力的表现。于是，嗟怨遍布天下，但这样的声音也被法律压制住了。
始皇帝举行了泰山封禅的仪式。在泰山封禅的只能是圣天子，秦始皇自然深信自己有这个资格。尔后他开始巡历天下，亲自检阅自己的江山，在各地立碑称颂自己的伟业。队伍浩浩荡荡，给人们以威慑。使人民敬畏就是巡历各地的目的之一。
虽然是所谓天下的人民，但大部分还是被灭六国的遗民。长平之战中四十五万赵军曾经投降，但将军白起把他们全部活埋杀害。因为有降兵叛乱的前例，所以对这四十五万降兵说杀就杀了。而他们的家属和亲戚何止百万。至于被秦灭国的六国王族、公族、相国、将军等，对秦肯定也有极深的仇恨。
后来汉高祖刘邦的著名军师张良，据说出身于韩国世袭相国家族。他投入了全部身家财产，寻访暗杀始皇帝的勇士，找到了一名能远投一百二十斤铁槌的大力士。在河南博浪沙的山里，这个力士将铁锤投向始皇帝的车，但偏差了一点点，最后击毁了副车。秦虽然展开了十天严密的大搜查，但最终还是没能抓到犯人。
得到天下的始皇帝开始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据说那些神秘的方士们把这种药当饭吃。他们骗始皇帝说，只要给钱，你就能得到长生不死的药。但药的交付不能老是拖延下去，所以方士们只有趁夜色逃跑一途，方士侯公和卢生的就这样逃亡了。此时始皇帝也受到了责难。
对皇帝的批评是不可原谅的。正因如此，连谥法也被始皇帝废除了。始皇帝对可能“诽谤”过自己的学者进行了严格的调查。批评法家政治的，不用说就是儒家系统的学者。究竟是怎样的调查，史书中没有留下详细的经过，但记载说犯禁者有四百六十多人。
早一年，秦应李斯进言，实行了“焚书”。《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了李斯的进言，内容是：
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始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除医药和其他实用书以外，百家的书全要焚毁，特别是言及诗、书的。可见其主要目标是儒家。和政治没多大关系的老庄，对法家的李斯来说不算多大的威胁，而积极倡导以古代周公的精神推行政治的儒家才是最应防范的敌手。除了言及诗、书，进言中特别强调了“以古非今者”，这一点值得关注。
李斯的进言是赤裸裸的言论弹压，历史上称为“焚书”。仅仅焚书也不能让始皇帝安心，于是以方士逃亡案件为托词，逮捕了划为可疑分子的四百六十多名儒者，在国都咸阳全部坑杀。
焚书在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坑儒在三十五年（前212），总称为“焚书坑儒”。不得不说这就是秦的晚期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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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后，始皇帝将长子扶苏送往北方，责令他监督将军蒙恬。据《史记》记载，扶苏因劝谏焚书坑儒，始皇帝惩罚性地让他远离朝廷。不过，如果说这是带有惩罚性质的人事调动，其中也有疑点。在长城一线，蒙恬率众共三十万。前文已述，当时的匈奴正迎来兴隆时期，变成了极大的势力。此外被灭的六国遗臣的怨恨还未消尽。如果蒙恬和匈奴、六国残余势力纠合起来进攻咸阳，秦是无力抵御的。但奇怪的是始皇帝为了扬威，经常巡游天下而不在国都咸阳。这样看来，始皇帝是把长子送到了最重要的地方。
坑儒两年后，也就是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帝在巡游东方的归途中死于沙丘（河北省），据说年满四十九岁。巡游的一行人中，有宰相李斯、始皇帝末子胡亥以及胡亥的老师宦官赵高随行。始皇帝在得病后，写了一封给长子的玺书，内容是回到咸阳后替我主持大葬，这正是对接班人的指名。然而，赵高和李斯、胡亥三人共谋篡改了玺书——至少《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是这么写的。这件事情只有三人知道，而三人后来全部被杀。那么为何玺书被篡改一事能被他人所知呢？历史总会时不时出现这样的疑问。不过三人有过共谋，基本上不会错。
在秦国，传位于长子基本上已是原则。始皇帝的祖父安国君虽是次子，但他是在兄长死后继承了王位。始皇帝的父亲子楚虽是华阳夫人的养子，但也是在异母兄死后继承了王位。始皇帝当然是长子。这样看来，在北方担任重要职务的长子扶苏成为二世皇帝是理所当然的。
在巡游中随行的胡亥是末子，是个愚蠢的人物。宦官赵高是他的老师，所以在胡亥即位后他就可以掌握大权。法家宰相李斯也是个野心家。长子扶苏除了英明，从劝谏焚书坑儒可以看出他还偏好儒家，至少应该是反对法家政治的。而愚笨的胡亥则容易控制。所以如果英明的扶苏即位，李斯就有失势的可能。虽是密室中的事情，玺书的篡改却是事实。
仅伪造一封指名胡亥为继任者的玺书还是让他们感到不安，于是又炮制了赐死扶苏和蒙恬的玺书。在视法为绝对的秦，玺书是不能违抗的。扶苏在接到玺书后立刻自杀，将军蒙恬虽然对命令存疑，也被迫入狱服毒自尽。结果导致三十万民众向南散去，英豪冒顿单于（单于在匈奴语言中的意思是首领）率领的匈奴军进入了曾由蒙恬驻守的鄂尔多斯。关于匈奴有多种说法，他们的人种体格更接近于欧洲人种而非现代蒙古族，语言则属于阿尔泰语系。过去东胡和月氏很强，匈奴有段时期被夹在东西两个强国之间苦不堪言。在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见不到匈奴的身影，也是因为它没有南下的实力。然而曾在月氏当人质的冒顿从月氏成功逃脱，杀了父亲头曼单于自立，进而击破东胡，赶走月氏。
匈奴中出现俊杰的消息应该也传到了始皇帝的耳朵里。派遣扶苏北上是他对策中的一环。如果杀了有三十万民众的蒙恬和扶苏，显而易见匈奴将会南下。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玺书的伪造基本上不会有错。
必须说，秦在大统一后紧接着大崩溃，这是必然的。应当看到，秦在大统一的过程中就已经播撒了大崩溃的种子。始皇帝统一天下是在公元前221年，死亡是在公元前210年，接着秦帝国的灭亡是约四年之后，公元前206年的事情。夺取天下十几年后就灭亡了，其分崩离析速度之快，真的令人震惊不已。
拥立二世皇帝胡亥的李斯是焚书坑儒的始作俑者，此前他还杀了同门的韩非。这是个要杀尽所有对手、冷酷无情的人物。始皇帝除了胡亥和已死的扶苏外，还有很多子女。李斯准备把他们全部杀掉，他的恐怖之处体现在，从男到女一个不留，十二个公子和十一个公主全部成为牺牲品。他用这个恐怖政策警告人们，如果胆敢反抗二世皇帝和他身后的李斯，就会性命不保。然而，法家化身的李斯也犯了致命的失误。
这就是二世皇帝的老师赵高，他也是知晓并参与密室阴谋的人，所以对李斯来说应该是最大的对手。可能二者都想收拾掉对方，但李斯并不把宦官出身、身份低贱的赵高放在心上。在抢先处死二世皇帝对手的同时，赵高以二世皇帝的名义逮捕了李斯，并予以处死。在冷血这一点上，赵高绝不亚于李斯。赵高深知，如果自己一直不采取行动，那么早晚会为李斯所杀。从李斯的所作所为来分析，谁都会有这种看法。
李斯就因为这次大意，眨眼间就被人从世间抹去了。在不是吃掉别人就是被别人吃掉的争斗中，李斯最终还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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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死去的第二年，就发生了陈胜、吴广的起兵。他们并不是秦所担忧的六国遗民中的实力派，而只是所谓长工农夫的低级阶层。他们是被征用为渔阳（今北京）守备军的兵卒。两人是屯长但不是指挥官，轮流负责照顾、管理同行的兵卒，说成当值更为贴切。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到达渔阳，然而在途中因大雨阻挡而无法前进，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期限了。
关于秦“法”之严，前边已经多次提到。迟到就是死刑。反正是一死，还不如揭竿而起，发起暴动，如果成功还可以出人头地。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是陈胜的话。他激励兵卒们，所谓王侯或将军、宰相不是天生的贵种，我们也能做。
起兵完全没有计划，只是为了一个理由——下雨导致道路无法行走，故此不能赶上期限。不过，造反的消息一经传出，马上就集结了六七百辆战车，千余骑兵，数万兵卒，攻占了陈城。这座大城曾做过楚国三十七年的国都。
陈胜自称陈王，而吴广称假王（副王）。陈城中有叫武臣、张耳、陈余、周文的人物，其中张耳是天下知名的名士，秦统一后他隐匿身份。据说始皇帝曾以千金悬赏寻找，对陈余的悬赏是张耳的一半，即五百金。始皇帝死后，这些人在造反起事时纷纷出现。于是在长工农夫为主体的造反军中，知识分子也慢慢地加了进来。人数是增长了，但所有人堆在一块反而缺乏组织，互相之间没有同志的情谊。如果说唯一的共识，那就是反秦的感情。他们都是在秦代最命苦的楚人。
被陈王任命为将军的周文，率千辆战车及数十万兵士直指函谷关，但秦朝将军章邯指挥的囚徒军击溃了这支造反军。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武臣、张耳、陈余也应陈王的命令北上，将赵收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赵因为也是为秦所灭，所以没有抵抗。陈王命令他们从赵攻击秦，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要进攻西方的秦，就必须要做好恶战的心理准备。他们把目光投向同样为秦所灭、处于东方的燕，没多久就起了内讧，西征也就此搁置。吴广因过于傲慢，被将军田藏所杀，而自称赵王的武臣也因零星小事被人杀害。
章邯取得函谷关大胜后，乘势逼近陈城。陈王陈胜被自己的驾车侍者杀死，他在王位上待了仅仅六个月。
尽管陈胜、吴广都死了，他们所引发的起义风潮却未能被镇压下来，造反已经遍及全国。这时，项羽和刘邦登场了。
后面将会讲述汉高祖刘邦。不过仅就此时而言，造反的主导者还是项羽。项梁在距离陈城相当远的浙江会稽起兵，他父亲项燕在对秦战争中阵亡。起兵的时候，项梁杀了秦任命的会稽郡守殷通，而砍掉殷通脑袋的就是他的侄子项羽。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预言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意思是说，就算楚衰亡到只剩下三户人家，如果秦被消灭，那么灭秦者也一定是楚人。在对秦敌忾之心如此强烈的楚人中，项氏是武将中的名门，知名度要远远高出陈胜和吴广许多。
此时，陈王的死讯刚刚传到各地。当时满布天下的造反军都有呼应陈胜的意识。既然失去了造反的核心人物，他们必然会寻找新的中心。而最合适的中心，不言而喻就是项梁。在项梁身边出现了一位叫范增的老人，他说陈胜的失败在于自立，应该把楚的王族子孙立为王才对。于是项梁在民间找到了一个叫心的牧羊人，因是楚怀王之孙，于是立他为王。这个人正是反秦运动的象征。项梁奉楚王，在薛召集各路造反将领，其中以一军之将的身份参加集会的人里面就有刘邦。时间是陈胜死去半年后，即二世皇帝二年（前208）六月。李斯被处死是在第二年七月，同年九月秦将章邯在定陶大破造反军。在这场战斗中项梁身死，于是楚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梁的外甥项羽为次将，继任项梁的职位。不久项羽杀死宋义，成为造反军事实上的核心。
此时秦将章邯正在攻赵。项羽前去救援，在巨鹿击败了章邯。章邯率领二十万秦军投降了项羽。他在出征时听到李斯被处死，觉得如果胜了，就必然会招来赵高的嫉恨而落个被杀的下场。自函谷关一战以来，一直连战连胜的章邯也在巨鹿一败后决定听天由命。严酷的法律确实有强大的力量，但也会把人逼向另一个极端，所以出现了这种现象。因为不管是谁，如果知道会被严罚，肯定会想方设法摆脱制裁。不过，项羽突袭了投降的二十万秦军，并在新安城南把他们全部坑杀。但他没有杀章邯等几名高级军人，准备让他们做攻秦的道路向导。
越来越多的造反军加入到讨灭秦的队伍中来了。但被拥立的楚王——被称为义帝——当着众将领的面作了一个约定：
先定关中者王之。
郡县制的脆弱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所以楚王和造反各将领都考虑恢复封建制。不言而喻，谁都想成为肥沃土地上的王。自然，成为天下之主的秦所倾力开发的关中土地——包括咸阳在内的辽阔土地是最好的。
这一次，赵高把大祸归罪于二世皇帝胡亥，强迫他自杀，然后拥立在北方含冤而死的扶苏之子子婴。因无皇帝之实，此时的称号被恢复成诸侯时代的秦王。
赵高打算操纵子婴，却反被其所杀，父族、母族、妻族被尽数杀死。应了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子婴即位第四十六天，造反军出现在灞水河畔，但不是开赴函谷关的项羽，而是破武关的刘邦军的身影。
子婴以白马牵白木车，坐在上面，脖子上挂着辫绳，向刘邦投降。据说这种仪式是诸侯投降时的惯例。
时间是子婴元年（前206）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