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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创作中的书,正是要由此谈起。不过,谈话音将不再是我,而是跟随总理几十年的何树英同志。

三、三次预见预言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

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的1月,忽然传来消息,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萧华同志。

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

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要关心。

“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

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

萧华摇摇头:“好象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

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

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没有再问。当时在场的有伍修权、赖亚力和我,我是刚由副官改为行政秘书。

赶到莫斯科时,我从师哲那里听到的情况,与萧华讲的差不多。

总理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谈判,主席就退到“二线”,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则。除了决策,具体怎么谈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没什么事,每天就是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记得有次吃午饭,主席的目光总是朝我脸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引得毛主席这样注意。我下意识地拿手去脸上、嘴巴周围擦,怕是沾上了食物,同时尽量注意吃饭的动作文明些。

当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时,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说:“我看你长得像拿破仑。”

我不好意思了,尴尬地跟着笑,不知道拿破仑长什么样?哪一处跟我相像?

毛泽东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但知道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转向周恩来说:“这些天我一直在看历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仑。”

‘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酒杯,朝我一举:“来,跟拿破仑干杯!”

欢笑声中,我脸红红地跟毛泽东碰了杯。。

毛泽东朝想象中的“拿破仑”点一下头,喝了半杯。我这个“拿破仑”一饮而尽。从此,相当一段时间里,有人开玩笑叫我“拿破仑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长得像拿破仑?

在毛泽东观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仑期间,周恩来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当然,这些谈判的大政方略及原则,都是毛泽东确定决策的。他当时有句著名的确定谈判目标的话,就是“想要点好看的,再要点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条约”,“好吃的”是“贷款协定”。

这次中苏谈判的情况,很能反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及各自无法取代的作用。

早在西柏坡时,联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周恩来交谈后,对师哲等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总理,周恩来。”

30年后,国际上许多政治家评论:“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是被置于毛泽东的头脑里,同时也被置于周恩来的手掌中。”

是斯大林高明还是国际政治家们评论得深刻?我认为周恩来比他们都高明都深刻。

我是1940年5月4日来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一星期后即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以后历任副官、秘书、卫士长。

周恩来无疑是一位鞠躬尽瘁的实干家,但他首先给我的印象是伟大的思想家。

从设计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到国际关系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和霸权主义”,这些天才思想已经早为国际国内所共知。

我要讲的新内容是周恩来的三次预见预言,其中无疑闪烁着伟大思想家才能独具的智慧的光辉。

第一次预见预言就发生在我刚到周恩来身边,随他奔赴重庆的路上。因为刚到首长身边,一切都新鲜激动,所以记忆非常深。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物,与生俱来的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毛泽东气吞山河地高歌:“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毛泽东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那位一代天骄统统踩于脚下时,周恩来又在想什么?干什么?

他也不迷茫。他已经勇敢、自信、明智地选定了自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并且当仁不让地在这个位置上坚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天,我们100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跟随周恩来,分别爬上3辆卡车,开始了艰苦的旅程。

经宝鸡、凤县,卡车在崎顺的土石路上颠簸,午后驶入一道大山沟子。

沿途景致在悄悄发生变化。陕北高原受雨水侵蚀,形成塬、峁、梁、沟如大海一样波状起伏的地貌。

而这里,山间原有的自然风貌仍然存在;仰面眺望,干柯争翠,万木葱茏。5月的阳光下,在寂静的热气中花草的芬芳悄悄蒸腾,那些挡住视野的陡壁岩石不时地闪出青色白色的反光。

拐过一道弯,卡车哼了一声,我听到有人嚷嚷:“苗台子镇!”

前方轻烟缥缈,笼罩了一片建筑物。卡车停在了镇西。

“都下来吧。”车门开了,传来招唤:“去看古迹!”

我们100多人纷纷跳下车,心里不免纳闷:这一路多少古迹啊,从没说过看看。特别是在西安,住的时间长,名胜古迹又多,还不时有各方人士邀请,周副主席却一处末看。如今特意钻进这大山沟子来看什么古迹?不理解!

周恩来已经下车。他一露面,我们这些警卫就本能地摸住腰间的德国20响快慢机,环绕着警卫在四周。

我近在咫尺地看着他眺望着下车,眺望着立住脚,就那么保持眺望的姿态站了很久;双手环抱胸前,肩膀随着深呼吸起伏,一副久违了的神情,像游子终于回到故乡,带着静温无言的激颤要寻回遥远的记忆……

“周副主席来过?”当时的副官老钟小声问。

周恩来摇摇头,没作声。在他最突出的特征——两道浓浓的黑眉毛下,波光闪烁的两眼显得含情脉脉,神思悠悠。

我是第一次见他这么动感情,印象太深了。此前他从来不曾这样,他属于那种善于驾驭感情的人。记得路经洛川时,国民党一名军长来拜见他。这位军长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教过的学生,见面那一刻,军长叫了声“老师!”整个脸孔、嘴唇和敬礼的手就都激颤起来,感情无法抑制地奔过来用双手枪握周恩来伸出的手。

周恩来不那么感情外露;热情而不失常,亲切而不变态,关心而不形于色;那种从容似春,大度似海的风度直令我心灵震颤,立刻被迷住了。那时我还不明白这是人类文明的力量,我只感到他与我过去见过的所有人都有某些不同,虽然说不出不同在哪里?那一瞥目光,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一声问候、甚至举手投足都有着既生疏又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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