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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现是这样。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恩来这里。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急继续批阅文件。

记得我刚调周恩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你是叫何树英吧?”

“是的,周副主席。”

“原来在哪个部队?”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军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

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得到改善。过去蹲坑式,周恩来办完公事,站起来半天迈不了步,腿蹲麻了。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毕竟比蹲着要舒服省力,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由于夺得了政权,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

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

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

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他肯定不相信。还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总理看,全向总理汇报,首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恩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总理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总理。但凡报上来的,总理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我们改变了作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总理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总理就不会不知道。

由于“第一办公室”的特殊环境,便难为了陈浩、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她们不便进,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如果可能,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预先送进“第一办公室”,等总理起床后,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那种特别重要的电报,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如果总理已经进了“第一办公室”,就只能喊人,请我们往里递,一刻不能耽误,耽误了就要挨批。有次陈浩收到某驻外大使馆发来的一份关于边界问题的电报,电报上注明是特急。陈浩考虑总理正在休息,没有马上送,也没事先送到“第一办公室”,结果挨了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那以后,再没人敢耽误急电,“第一办公室”在秘书们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总理“第一办公室”里还准备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报纸文件。椅子是因为有领导同志需要立即见总理时,能坐着汇报,接受指示。所以,有时总理坐马桶,对面椅子上就坐了副总理或部长,这边汇报,那边指示,迅速解决一些紧急事务。

有一次廖承志赶来见总理,值班卫士说:“哎呀,总理今天的活动全排满了,实在找不出一点空儿,恐怕谈不成。”

“这事很急,不见不行。”廖承志着急问:“现在总理在哪?”

“在厕所大便呢。”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这个“第一办公室”,立刻放下心,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去去就出来。”

说着,不管卫士是什么意见,自己就闯入了“第一办公室”,在总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请示汇报。

事后,廖承志也只说他去了总理第一办公室,已经请示汇报了,而不会说去厕所向总理请示汇报。

由于我们这些秘书常说“第一办公室”,渐渐地,国务院及各部委办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了,都把总理的卫生间称呼为“第一办公室”。

一般情况下,总理在“第一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总理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总理主要看四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他读报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们这些秘书快3倍。这是在长期接触中我们悄悄对比过的。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耳边哗哗地响着翻报纸声,他对每个版面登什么内容,有哪些专栏,了如指掌;有的看标题,有的粗读,有的细读,一阵工夫,天下大事基本都了解了。

从“第一办公室”出来,若没有紧急会客或毛泽东电话约见,总理可以做5分钟的操。由于作操不属于办公,所以卡时间很紧,多半分钟也不行。

不过,无须人监督时间,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编练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动作准准是用5分钟,动作的节奏速度他很有数。

这套自编的保健操主要动作有:双手卡腰,两脚站立与肩同宽,然后左右扭腰,然后旋转腰,然后左右扭头,然后仰头低头,然后伸臂,然后扩胸,然后抬腿,然后踢腿,然后收式结束。

做完操,他用两分钟的时间洗漱,然后就进入了“第二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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