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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淑云15岁参军,18岁进中南海,长期在总理身边服务,是很有感情的。总理晚年曾深情地对郑淑云说:“我从你黄毛丫头,看到你白毛丫头……时间不饶人啊!”
郑淑云劝总理是有办法的。50年代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有次总理一连工作22小时,仍然坐在“第三办公室”不肯转“第四办公室”,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休息。邓大姐已经按响过4次电铃,就是催问总理休息没有?活动了一下没有?我们劝不动总理,就由小郑去劝。
郑淑云劝总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话讲,叫“耍赖皮”。劝总理几句,总理不应声,郑淑云索性站在办公桌前不走了。总理不动,她也不动,她相信总理不能看着她这样永远“罚站“。
果然,时间一久,总理从文件堆里抬起头:“啊,还没走?
郑淑云站着不动,说:“你不睡,总得活动一下啊,你不活动我就完不成任务;总理不完成任务不睡,我完不成任务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动,我活动。”总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两手抖个不止,郑淑云眼里一下子含了泪,这全是累的啊!总理就在她的“监督”下,绕办公桌走几圈,喝口浓茶水就又坐下了……
这一次又是由郑淑云“劝驾”,让总理早些休息。她进入“第4办公室”时,见总理在床头垫个枕头,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正在算账;床上到处是写满算式和数字的稿纸。小郑同我们一样,对于总理的“事必躬亲”,又受感动,又有一些看法。这看法曾由邓大姐说出口,那是当我们众人面说给总理听的:“有些事别人能做的就请别人帮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动手才放心。”
于是,郑淑云照大姐的口气脱口而出:“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类似的话,我和其他秘书也讲过,前面的文章写到过,总理是发了脾气的。这一次对小郑也不例外。总理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一眼郑淑云,不理睬,继续算自己的账,总理有时就是这样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郑淑云明白,有了这种像孩子赌气一样的表现,肯定是药也不会吃了。她还是老办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这次“罚站”的时间可真不短,总理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放笔,摘下老花镜,揉揉疲劳的眼睛,缓缓扭头望住郑淑云,一脸严肃:“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得吃不了,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
总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纸和有关文件、资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定量。还包括半劳力,各地区都有差异,我不亲自算算怎么能心中有底?怎么会发现问题,纠正这里的失误?人命关天,非常时期,作为总理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渡过这一难关,这是小事吗?只是技术性工作吗?”
总理讲到这里,已是泪花迷离,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饥饿的盲流正在全国流动,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以维持那坚信还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们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决不能少了丝毫。你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总理……”郑淑云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第二句,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这就是人民的总理啊!她哭着用力点点头。
“好了,你去吧。”总理把药喝掉,又戴上花镜抓起了笔:“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一夜,总理又没睡。天亮后,随着清嗓声和电铃声,总理从“第四办公室”进了“第一办公室”,向聚集来的秘书们发指示,批阅秘书们呈递的急电急件……
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这样又开始了。
在总理的“第四办公室”还有一件事留给我极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那天,总理已是连续工作了60多小时,眼睛充血厉害,痛得再也无法看东西,不得不从“第三办公室”转入“第四办公室”。但他还是无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坚持“事必躬亲”,躺靠在床头上,闭了眼,仍然无法省心,叫我们秘书来谈工作。
医生来给他治疗,他放不下工作;连护士给他打针这点时间,他也不肯放过,吩咐张作文同志:“张秘书,李宗仁先生的讲话稿你给我念吧,要念仔细,不要错漏字。”
“总理,先把针打完……”
“念吧,这不影响打针。”总理用疲惫低沉的声音吩咐。为了不让总理着急,秘书张作文只好马上念。
这是李先生在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的一个讲话稿,张作文念得仔细缓慢,竭力咬清每一个字。我在一旁听着张秘书一个字一个字往出吐,看着护士手中的针药一点一点注入总理虚弱的体内,泪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顺了脸颊淌落在衣襟上……
总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渐渐耗尽的。
与总理的这四个办公室相比,他的“第五办公室”可就是广袤万里的大气势了。天上地下,山头海边;农村、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商场,无处不是他的办公室。
话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总理一生,不允许一分一秒有虚度,要求我们秘书敢于并善于“见缝插针”。无论何时何地,抓住总理一点空闲,哪伯只是分秒之间,也要插根“针”。
这根“针”就是汇报条。
所谓汇报条,就是一张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点空就随时可以交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量就确实够重了。
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深色墨水,不许用浅色;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头有肉。所谓骨头,就是事实;所谓肉,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
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话一句不能多,而且要尽量让自己站在总理的角度考虑哪些内容有用,哪些没用。杨纯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担任了地委书记,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的同志,调来总理身边当秘书,负责农业方面,她第一次写汇报条,就写了12次,后来还是在老秘书许明同志的帮助下才完成。
地委书记本身就配有秘书,还能不如秘书水平高?不要忘了,这是总理秘书,凡事要站在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能当好地委书记未必能当好秘书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亲”,这只是总理的愿望和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这些秘书经常要代替总理去参加国务院各部委的会议。在会上只能带耳朵和眼睛,只能动手记不能张嘴讲,乱发议论是绝对不允许的。听了看了记下了,回来就写汇报条,见缝插针,报给总理,总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部委负责人张嘴讲话,发布指示了。
在飞机上,在轮船里;在火车和汽车上;在轰响的厂矿,在书声朗朗的院校,在田间地头,在沸腾的水库工地,总理都曾批阅过汇报条。这个汇报条也不断“完善”,开始只是一张纸,后来统一规格,变成专门印好的纸;抬头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下边一分为二,一半是写汇报内容,一半是空白,留给总理写批示。
我们每次外出参加会,回来必写汇报条,开门见山,不容一句套话。比如:今日某某部部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必须全写清。
汇报条内容广博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比如秘书赵茂峰,至今保留着总理圈阅过的一张“小”汇报条:
“总理:
首先谢谢总理对我家里的关怀。今晚接家信称:这
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
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感谢总理的关怀。
赵茂峰”
就这样一个汇报条,总理去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时,专门接见了赵秘书的父母和伯父母。
递汇报条,有时还需要有简单的口头汇报,回答总理的提问,特别是大事件和绝密事件。记得有次乘汽车,我见缝插针递上汇报条。总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动电钮,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总理才提出问题,听取汇报。有时,他向我们交待毛主席交办的绝密事件,也要先将玻璃隔断升上来,然后再开口。
当然,汇报条并非只能在“第五办公室”见缝插针地呈送总理;在西花厅他的“四个办公室”里,我们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递,而且这样呈递的汇报条也是大量的。不过,由于汇报条可以在“第五办公室”的广阔天地里随报随批,确实提高了办事效率,使总理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中国人民多办了许多许多事。
记得“文革”期间,宣统皇帝溥仪病逝了。赵秘书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写了汇报条呈送总理。
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无须我再多讲,公布于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们有所了解,以致于工作人员写了那篇著名于世的请求总理注意休息的大字报。我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就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听惯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们怕什么?我能忙过来。”
我曾目睹周恩来连续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时。这是当时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计算出来的,从总理上床计时,到起床止,不论是否睡着,累计躺下休息13小时。就这样的劳作,总理仍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忙过来。”他出访亚非十四国时,我们一分一秒算计,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时,却仍然精神抖擞地说:“我可以,我不怕忙。”
这样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文革”中却自己承认忙垮了。
我清楚地记得,总理曾当我们好几个人的面,说过两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泪的话。
“文革”中总理忙得经常是边走路边吃点东西当饭。他来去匆匆地走过西花厅院子时,总是见到花工老周剪果树、铲杂草、修花坛,忙个不停。有一次,总理蓦地停下步,不再咬手中那作为午餐的半片面包,默默注视花工老周。老周直起腰,抹把汗,问:“总理有事吗?”
总理摇摇头,不无伤感地叹了口气:“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不久,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乔金旺同志又调回总理身边。见面时,一脸病容,憔悴不堪的总理,用颤抖的声音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我们从没见过总理说这样伤心悲哀的话,真受不了啊,当时大家都哭了。
我常在报刊文章里看到“百忙之中”这个词,那是被人用滥了。有几个是真正的百忙之中?有哪个能像总理那样百忙、千忙、万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