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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是按照怎样一种东方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探寻的兴趣越来越浓,甚至有些医生也开始研究,研究总理长寿的秘诀。

绝大多数人会说:你讲错了。总理不满78岁病逝,这不算长寿。现代人78岁实在是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120岁的寿星;一些很有研究的医生对我讲,像总理那样的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换其他任何人也不会活得比诸葛亮长。“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10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1万,不出5年会倒下3万……”

这种试验虽然不可能进行,但我相信他讲的话。当我们20多个秘书对总理1个人,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本章讲讲衣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娱乐,然后还有“夫妻之间”……

周恩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虽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乱,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皮。”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上海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扬手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上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厂为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120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上海厂作了广告。随着上海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日历的上海表。

总理从贴身所穿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裤、鞋袜、手表、睡衣、手绢、牙具等所有物品,都是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国货。他曾对我们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不过,总理也遇到了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刮胡子刀。

总理的大胡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还长得快,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留下来一些蓄有胡子的照片。总理曾抚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转来嘴角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音。”据说这是苏小妹挖苦苏东坡的话…

进城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他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修面是北京饭店朱师傅负责,但不可能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用安全刀自己刮胡子。

其实,总理也不愿刮胡子那么勤,他不只一次皱着眉头,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抚着刮疼了的下领,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中,总理可说是真正日理万机的唯一的一个人,你想想,活动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刮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能不急吗?连呼浪费时间。

偏偏国产刀片质量太差,始终“疲软”,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于是,矛盾越来越突出: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即便外面不知道,总理内心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病逝,始终没有争气,新刀片连一次都刮不完就变钝了。也许是多数中国人的胡子少?对于胡子少而软的多数人,国产刀片是可以连续用一段时间的,可是像总理这样的大胡子,硬胡子,确实没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还剩一些胡子没刮净,两面刀片已是都钝了。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高振普说:“这次出去,咱们领10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带回国后,替总理装好安全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20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对这20个刀片例外地没有批评我们乱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强说,“放心吧,这事交我好了。”

李强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高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内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了。我们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还是国产刀片质量上不去。

没办法,我们就去找大姐,请邓大姐替我们说情。

邓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机,慢条斯理劝说:“他们也是好意,你那个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既然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这次就用吧,以后不再这样搞就是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他承认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勉强接受了“既成事实”。这几十个刀片真解决了大问题,总理用了好长时间。

后来,国外又生产出电动刮胡子刀。总理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忙得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刮胡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电动刮胡子刀了,因为活动紧张时,常常三天五天地处于公开场合,根本没机会刮胡子。这时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车里或上厕所的短暂时间,用电动刮胡子刀匆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打扫打扫”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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