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是按照怎样一种东方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探寻的兴趣越来越浓，甚至有些医生也开始研究，研究总理长寿的秘诀。
绝大多数人会说：你讲错了。总理不满78岁病逝，这不算长寿。现代人78岁实在是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120岁的寿星；一些很有研究的医生对我讲，像总理那样的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换其他任何人也不会活得比诸葛亮长。“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10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1万，不出5年会倒下3万……”
这种试验虽然不可能进行，但我相信他讲的话。当我们20多个秘书对总理1个人，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本章讲讲衣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娱乐，然后还有“夫妻之间”……
周恩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虽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乱，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皮。”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上海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扬手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上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厂为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120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上海厂作了广告。随着上海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日历的上海表。
总理从贴身所穿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裤、鞋袜、手表、睡衣、手绢、牙具等所有物品，都是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国货。他曾对我们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不过，总理也遇到了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刮胡子刀。
总理的大胡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还长得快，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留下来一些蓄有胡子的照片。总理曾抚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转来嘴角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音。”据说这是苏小妹挖苦苏东坡的话…
进城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他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修面是北京饭店朱师傅负责，但不可能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用安全刀自己刮胡子。
其实，总理也不愿刮胡子那么勤，他不只一次皱着眉头，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抚着刮疼了的下领，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中，总理可说是真正日理万机的唯一的一个人，你想想，活动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刮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能不急吗？连呼浪费时间。
偏偏国产刀片质量太差，始终“疲软”，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于是，矛盾越来越突出：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即便外面不知道，总理内心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病逝，始终没有争气，新刀片连一次都刮不完就变钝了。也许是多数中国人的胡子少？对于胡子少而软的多数人，国产刀片是可以连续用一段时间的，可是像总理这样的大胡子，硬胡子，确实没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还剩一些胡子没刮净，两面刀片已是都钝了。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高振普说：“这次出去，咱们领10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带回国后，替总理装好安全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20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对这20个刀片例外地没有批评我们乱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强说，“放心吧，这事交我好了。”
李强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高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内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了。我们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还是国产刀片质量上不去。
没办法，我们就去找大姐，请邓大姐替我们说情。
邓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机，慢条斯理劝说：“他们也是好意，你那个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既然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这次就用吧，以后不再这样搞就是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他承认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勉强接受了“既成事实”。这几十个刀片真解决了大问题，总理用了好长时间。
后来，国外又生产出电动刮胡子刀。总理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忙得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刮胡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电动刮胡子刀了，因为活动紧张时，常常三天五天地处于公开场合，根本没机会刮胡子。这时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车里或上厕所的短暂时间，用电动刮胡子刀匆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打扫打扫”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