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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恩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恩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恩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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