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令人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毛泽东决策请中国“第2号走资派”邓小平出山！
邓小平为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是写了检查。那个年代没一个人不检查，包括毛泽东在内也检讨了要“三七开”。但是，与其讲毛泽东相信邓小平的思想会“向左转”，不如说毛泽东相信只有邓小平能够在周恩来之后胜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领导重任。他深知江青不行，张春桥等人也不例外，清谈可以，真叫他们掌权干实事，国家和人民就要遭灭顶之灾。他对邓小平的一系列评价，包括“人才难得”，“你们有些人怕他”，“马列主义水平高”，“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都是为了使他在被打倒七年多之后重新工作时，有个好的条件和气氛。
邓小平的再次回到权力中心，也证明了毛泽东的无私。
毛泽东这些基本的品质和他无可怀疑的人民性，决定了周恩来及绝大多数共产党干部对毛泽东的忠诚态度。粉碎“四人帮”后，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更证明了这一点。
周恩来忠诚热爱毛泽东是有其特色的。为说明这个特色，不妨与林彪作个对比，再与邓小平作个对比。
整个的武装斗争时期，应该说，林彪基本上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在元帅中，他是战功显赫的一位；虽然在资历方面不如陈毅元帅等人，但还是以战功卓著而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3位。朱德是总司令，在井冈山时期便以“朱毛”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长征及到达陕北时期，曾代理过总司令职务。除了这两位总司令在历史上已形成了所处地位，林彪无法超越，其他的军事领袖都排名在他之后。
现在有种成见性的说法，即“林彪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也并不能反映全部历史真实的。林彪若只是这样一种小人，以毛泽东的英明，那么多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害智，是不会让他身处元帅第三，并最后当上毛泽东接班人而写入党章。
为毛泽东服务的一组的同志常对我们讲一些情况，有时我们跟随周恩来见毛泽东时也可以感觉到，林彪曾经是忠诚于毛泽东的。表现这种忠诚决不是人们现在所说“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恰恰相反，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
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特别是在军队干部中，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仍然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为我们工作人员所见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彭德怀，由于在庐山会议上对着毛泽东摔帽子，剃光头，抡胳膊骂娘而闻名全国，留名历史，无须我多讲。另一个***厉害的就是林彪。这一点也许还不为人知或有人知道也不说。
井冈山时期，长征路上，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林彪多次***，有时顶得很厉害，过去的文章中写过毛泽东挖苦林彪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其实林彪挖苦毛泽东也不轻：“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2”许多人都曾见到林彪顶得毛泽东讲不出话，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解放战争，林彪在东北确实打得出色，他与毛泽东有过几次意见分歧。有的意见毛泽东对，有的意见林彪对，最后都是谁对就照谁的意见办。本来，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后来的政治斗争，硬把这种意见分歧庸俗化了。要不就是“一贯紧跟”，要不就是“一贯反对”。然而，这种浅薄而庸俗的评价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声音，那只是稍瞬即逝的滑稽戏而已。
林彪***并不像彭德怀常常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他完全是对事不对人，公事公办的态度。他每次去见主席，基本都是谈工作，并没有什么私交。他见主席很少有笑脸，不请自坐，并且军人气挺足，常是挺着腰板正襟危坐，两目平视毛泽东，有事说事，没事告辞。谈事时，基本是板着面孔，该汇报的汇报，该听指示听指示，听到不同意见，有的接受，有的争论。他争论时，不喊不吵，声调始终平板、平淡，喜欢讲一句：“不是那么回事。”然后陈述自己的意见。一组的同志多次见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当面顶撞“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亲眼见！”背后却不许人说毛泽东一个不字。他只在私下面对面时与毛泽东有争论，在公开的会议上从来不争，而是全力维护和拥护毛泽东。有了成绩，归毛泽东；有了错误，算自己或大家的。比如在东北战场上，毛泽东曾经想不叫国民党进东北，用武力挡住他。林彪一再争论、一再陈述己见，毛泽东才改变了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我们由此争得了主动，林彪不说自己的意见对了，而说毛主席的英明，归功于毛泽东。
又比如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自己都做了自我批评，林彪却说三年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正是这种个别争论，公开拥护；当面顶撞，背后喊万岁，他才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甚至在一定时期里受到全党大多数人的承认。比如周总理就多次对我们夸奖他，宣扬他，说“林彪有才，会打仗。”每次和林彪见面，总理都表现出尊重。到了林彪当上副统帅时，总理对他就更尊重了。就是在庐山上，林彪受到毛主席批评之后，在他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公开暴露时，周恩来仍然是尊重他，并且尽量设法弥合统帅与副统帅之间的裂痕。
当林彪手持“红宝书”追在毛泽东身边喊万岁时，他已经开始变得不忠诚，并终于发展到“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但也不完全是当面喊万岁，还有当面向毛泽东闹脾气的时候。这时的闹脾气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争论，是为了当国家主席的野心没实现而闹脾气。
比如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烟火之夜，我们随总理提前来到***。每次这种活动，总理一定要提前到场，亲自检查各种准备工作。从桌椅的摆放，排列座位到饮食卫生、安全保卫都要细细检查一遍。然后，按照毛泽东入场路线走一趟，边走边留心观察有什么不妥之处。他对主席的脾性、习惯太熟悉了。记得有次毛泽东接见客人，周恩来事先到场“演习”，走一趟，发现地毯边有根电线，他就指着说：“主席会从这里走，这根线弄到地毯下面去，不要绊了主席。”后来毛泽东到场接见客人，走的路线果然同周恩来“演习”走过的完全一致。
这次周恩来也“演习”了一遍，从登上***，直到入座。从楼下望楼上，毛泽东的座位是右边靠栏杆的第一个，他的对面，即左侧靠栏杆的第一个是林彪。
都检查过之后，中央领导人便陆续来到。凡是***上的活动，中央领导人多是在毛泽东之前赶到，在大殿的休息室里坐着聊天。不一会儿，西哈努克亲王在董必武陪同下也来到休息室。休息室里有一道屏风，他是在屏风后面休息。
可是，林彪还没来。总理不时看表，皱眉，叫秘书打电话摧。因为以往都是林彪先到，在下面等候毛泽东，然后跟随毛泽东一道上***。
这一次林彪迟迟没到。此前，总理给林办去过电话，那边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不参加了。”
“文革”中，登***已经成了政治亮相。按惯例，毛泽东出现，林彪一定同时出现，以显示团结和接班的关系。现在一下子少了副统帅，在国内外会引起震动和猜测。所以总理坚持请林彪参加。他请林彪接电话，脸上是真诚的情急之色：“林副主席，晚上的焰火晚会还是请你参加一下……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完，主席是要来看焰火的，你不参加不好。这样的活动要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观众……”
林彪终于同意参加了。
可是，他再不肯先到***来等候毛泽东一起上城楼。毛泽东的车到了，下车后只见到周恩来，没见到林彪。
“主席，”周恩来解释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可能晚到一会儿。”
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他对自己的病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办法。”
8年后，胡耀邦曾经对陶铸的夫人曾志评价说：“其实，主席也不喜欢林彪。他身体不好，对自己的病又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态度。”
不过，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不为毛泽东喜欢，已经不只是身体不好，而是那暴露出的政治野心。在1971年“五一”节的夜晚，毛泽东独个儿登上***城楼时，林彪已经不止是私下个别谈话时敢***，而且在高层领导人面前，在公开的场合，也表示了与毛泽东关系的紧张。
这一个夜色沉沉的“五一”之夜，毛泽东已经不像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时那样率先穿起绿军装，他又穿上了灰色中山装制服。他的步子仍然平稳，充满自信地走进大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对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偶尔向他愿意招呼的同志点点头，径直走到屏风后面坐下来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双手合十的常用礼节向毛泽东问好，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
屏风外一阵热烈的喧哗，毛泽东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缓缓朝屏风的一头望去。周恩来带着陈毅过来了。
“主席，”陈毅顿一下步，带有立正的意味，“我来了……”
以往，陈毅见毛泽东，总是立正身体高门大嗓一声报告“主席，我来了！”然后就热烈地上前握手，然后就热烈地谈诗论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封”了陈毅“右派代表”，至少在老同志和我们工作人员中造成很大的感情伤害，至今我们这些“老人”议起当年，仍然感觉毛泽东这样做显得不容人，不尊重人。对人对己都造成很大损失。
在历史上，周恩来和陈毅都曾反对过毛泽东。由于他们当时的身份和影响，比林彪要高得多；林彪不够反毛泽东的资格，充其量是对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周恩来与陈毅则不然，30年代初他们都曾取代过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但是，在中央领导中他们也是最勇于自我批评的两个人。无论林彪还是刘少奇、邓小平，历史上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记录，无须重提旧话。周恩来与陈毅却一直到死，总不忘重提旧话，作自我批评。
陈毅的自我批评，由于他的气魄大，在群众大会上声情并茂地大讲特讲，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历史上犯过错误，我就反对过毛主席，反错了，认识了，改正了。不犯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
周恩来的自我批评不像陈毅那样激情澎湃，但次数更多。从我到他身边工作，到他去世，讲过不下百次。由于他大会小会总把“错误”挂在嘴边，李富春等副总理和好几位老部长或直接向总理进言，或托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劝劝总理”，“有些历史上的‘错误’不要再提了。就那么下点事，我们都听总理自我批评100多次了，还要自我批评到什么时候啊？”
总理这样没完没了地自我批评，与他谨慎的性格有关，与他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为人之道有关，与毛泽东的：提醒”也有关。
进城前，毛泽东有一次曾对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当面指着张闻天说：“此人曾经想要我的命。”张闻天接受教训很深，却仍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又陷进”了“军事俱乐部”。被毛泽东写信，叫他看看“枚乘七发”，说他是发“疟疾”。
进城后，毛泽东也曾当着几名身边工作人员的面指着周恩来说：“他也曾经反对过我。”
周恩来坦诚地面对我们工作人员说了大意是这样的话：历史上我犯过错误，反对主席反对错了。所以后来才一直坚定地支持拥护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对那些受批判作检查的干部讲过类似这种话：作检查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七次八次，什么时候检查得他们也听腻了，什么时候拉倒。
周恩来的一生就是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又勤于自我批评，“勤”得让大家都”怕”他再作自我批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自我批评。他的善于自我批评，感动得毛泽东都不安了。给我印象很深的是1958年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总理一到会就开始作检讨。从“反冒进”检讨起，从思想到工作全面进行自我批评。到了七千人大会前后，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批判“反冒进”，搞“大跃进”的错误，周恩来并不标榜自己正确，回头清算别人，仍然是首先检讨自己。毕竟自已是总理，国家和人民遭这么大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毛泽东很少那样受感动，表现出内心的不安，不无赧颜地说一句：“什么事情你都揽到自己身上。”
毛泽东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周恩来始终为党内各派所尊重，所接受，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勇于自我批评，勤于自我批评，又善于自我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1967年对“红卫兵”的一次讲话中说：“29岁的时候我犯过错误，现在69岁了，我仍然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陈毅又进一步说：历史上我就反过毛主席，反错了，不反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你们也会犯错误，过去没犯过错误以后可能更容易犯错误。因为犯过错误的人有教训，比没犯过错误的人更容易吸取教训，少犯或不犯错误。
事实证明了周恩来和陈毅讲得有道理。从长征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整个中国时局和民众情绪了如指掌，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政权，胜利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胜利。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的胜利。
但是，如同一切事物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一样，毛泽东的正确及这种正确所带来的威望，使个人崇拜及领导上的“一言堂”也渐渐发展起来，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一旦毛泽东出现失误，“历史的教训”使得一大批干部宁愿相信大家都错了，也不敢或不能解放思想，看到毛泽东发生了严重错误。当然，这已经属于另一个话题。
这里要讲的，是周恩来与陈毅的坦荡无私的自我批评精神，使得他们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而林彪则不同。他政治上的野心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周恩来与陈毅那样的自我批评，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也不可能像周恩来、陈毅那样坦然公之于众，相反，就连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批评，他也千方百计压制、控制，尽一切可能缩小影响范围。
于是，毛泽东与周恩来、陈毅始终可以友好共事，与林彪则越来越失去了这种可能。在1971年的“五一”之夜，事情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陈毅高门大嗓叫“主席”时，还像以往几十年那样激情洋溢，身体立得笔挺。可是，当他说“我来了”时，声音陡地沉落下去，身体也泄气地松弛了。可能想到他已不是当年的受到喜爱器重和信任的陈老总；已经成了坐在最右边一个座位的“右派代表”，说话顿时没了以往的信心和昂扬。
这样一来，反而影响得毛泽东百感交集，忙站起身，像一切上了年纪的老人那样，张开嘴才好笑，伸手握住陈毅的手。
“身体怎么样啊？”毛泽东一向言简意约，这次却问了两句意思相同的重复话：“恢复的好吧？”
陈毅身患肠癌，术后恢复不久，很有些面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慷慨悲壮之感。用力拍拍厚实的胸脯：“恢复得很好，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