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1823—1885），本名光墉，幼名顺官，字雪岩，以字行，安徽徽州绩溪人，曾官居二品，近代著名红顶商人、政治家、徽商代表人物，有“江南药王”之美誉，鲁迅先生称其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商人”。

胡雪岩虽不是科举考试出身的文人却喜好翰墨，尤其对于书法爱好之笃、临池之勤、钻研之深，在同时代人中也是遥遥领先，其书法造诣足以使其名列清代书家之林。

至于其为何喜欢书法，还有一则故事。早年他在火腿行当学徒时，因款项往来需要与钱庄打交道。时间一长，他发现开钱庄更赚钱，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先去钱庄“偷拳”。通过观察，他得知当钱庄学徒不仅要算盘打得快，而且还要字写得端正漂亮，于是每日苦练算盘和书法，很快就掌握了这两项技能。之后，在与钱庄掌柜核对账目时，他故意不用算盘，全靠心算报账，且拿出的账本字迹娟秀，一清二楚，从而引起了钱庄掌柜的注意，终于如愿以偿进入钱庄，迎来了人生事业的转折。更不曾想，就是这段“求职”准备，也使他一生倾悦书法，进而成就了其书法艺术。

胡庆余堂内的“真不二价”匾

从胡雪岩的传世作品来看，他在楷书、隶书等正书上下的功夫颇多，成就也更高。在笔者看来，这无疑与其职业密切相关。如果说，读书人将馆阁体作为科举考试的敲门砖，那么无论是商行还是钱庄的生意人，其日常记账、开票、出具保函等则都要求字体工整、易识美观，切忌潦草，所以胡雪岩在书法学习中对楷书的重视和独钟就理所当然、不足为奇了。除汲取欧阳询等经典唐楷之精髓外，清代后期碑学的兴起，又将他的兴趣和审美进一步引向魏碑，几经淬炼，使其楷书形成了“唐楷+魏碑”的面貌：运笔一丝不苟，结体正气凛然，转折棱角分明，墨色厚重沉郁，既不失庙堂正格、君子气度，又颇具乡之野逸、凡夫趣味。后期，他又在楷书中掺入稍许行书笔意，使笔画于凝重之间显流美，结构于严谨之中见灵气。如他亲笔题写的“戒欺”匾额就是一件经典的楷书佳作，以楷为基，略带行意，笔画雄浑，中宫收紧，骨力内蕴而不失遒媚，不经意间流露出书者为人行事颇为强势的性格。

如果说，楷书还不足以使胡雪岩的书法在同时代的书家中占据高点，那么隶书则无疑为其跻身清代书法名家之列奠定了基础。身处咸、同碑学大播之际，胡雪岩对书法的认识、理解与所下的工夫并不逊色于纯粹书家，其隶书主要取法《曹全碑》。虽然，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汉隶的重要性，可惜苦于没有好的临习范本，而《曹全碑》字画清晰，宛如新刻一般，且工整开张、遒劲灵动，圆润流畅、清秀文雅，提按明确、干净利落，平稳严谨、法度森严，在统一中充满着变化，于变化中又有着统一，故被称为“隶楷”，得到了众多学者书家的倾慕，成为隶书学习中绕不开的经典范本。对于《曹全碑》，胡雪岩也情有独钟，心慕手追，反复临习，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隶书风格与样式：字法严谨，无一不从汉碑中来；隶法古质纯正，无多余篆隶杂糅之处；波挑自然，无刻意造作炫技之处；结体明朗舒展，充分发挥了《曹全碑》飞舞的风姿；书风典雅平和，书卷气浓厚；形制以楹联为主，将楹联因字数少、字体大而强调单字表现力的要求，以及篆、隶书体字态字势丰富多变的特征表现得极为充分。更高人一筹的是，胡雪岩的隶书取法并没有局限于《曹全碑》一种，而是广泛涉猎，甚至对唐人、明人、时人（邓石如、伊秉绶）的隶书在字法、笔法上之可取处也皆有采撷，展示了他在长期经商过程中养成的“货比三家、但求质地”的精明与开拓精神。

与今日书家最大的不同是，胡雪岩这代人从不将书法当作艺术创作，平日里无论是题词题签、札记摘录，还是函札往来、撰文赋诗，一年四季，无有一日不挥毫，其中信札又是最能反映书写者个人性灵且最为自由和自然的样式。故作为书法借以流传的许多法帖中，信札占据着相当高的比例，如现今能看到的“二王”墨迹摹本或刻帖拓本，亦以信札居多。可见，古人的信札不仅是人们交流感情、传递信息的一种实用性文学形式，而且也是书家手迹得以保存的一种重要形式。同样，胡雪岩的行书信札也极为精彩，起笔收笔，一任自然，字形多取隶书的宽扁之势，却无丝毫做作之气，字字看似不假思索，呈逸笔草草、洒脱不羁、妙趣横生之态，但通篇始终保持着宽博沉厚的风格主调。尤其是能以北碑方峻之笔，写出流美自然的行书，书风骨梗而肉润，节奏活跃而行笔清晰显明，通篇散发着雍容大气儒雅清远的韵味，向世人展示了书法的魅力所在。因此，在晚清书家群体特别是商人与金融书家中，胡雪岩是可以睥睨无伦的。（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